10多年来，他那漂亮的光头一直就是政治勇气的标志。那是一颗闪亮的北极星，它指引人们向一切窒息自由精神和压抑“立异之权”的传统制度进行抗争。由于他敏于批判，矢志于揭露权力的滥用，敢于响应埃米尔·左拉“我控诉”这一昔日的战斗口号，福柯在他的崇拜者心目中，已取代让·保尔·萨特成为理想知识分子的典型。
当57岁的米歇尔·福柯于1984年6月25日去世时，他或许是天下最有名的知识分子。他的书、文章和谈话录被译成16种文字，社会批评家把他的工作奉为试金石。许许多多学术领域的学肯们都在极力弄清他的经验研究的蕴含，都在深入思考他提出的那些抽象问题，如权力的范围和知识的限度，如道德责任的起源和现代政府的基础，如历史探寻的特征和个人身份的本质。
他在去世之前销毁了大量的个人文件，在遗嘱中还禁止在他死后发表一切他无意中留存下来的文稿。但一个偷卖福柯公共演讲录音带和自由转抄本的黑市却很快形成了，那里生意十分兴隆，许多出售品已为收藏家们所收藏。当代还没有哪一位思想家的著作能导致这种情况的发生。
福柯是因他在60年代发表的《癫狂与文明》而开始成名的。书中指出，人们对于精神错乱的看法在1500年以后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变化：在中世纪，疯子可以自在地逛来逛去并且受到尊重；可到了我们这个年代，他们却被当作病人关进了疯人院，一种“被误导的慈善”大行其道。
此后，福柯在1966年出版的第二本著作《事物的秩序》成了令人膛目结舌的畅销书。其中新词叠生，妙语连珠，最有名的是最后一句话，它断然宣布“人”很快就会消失，“恰似一张埋没在海边沙砾里的面孔”。就像一个世纪前尼采宣布上帝已死那样，福柯又预告了“人”的死亡。由此引起的争论再次使他受人瞩目。
1968年5月事件发生后，福柯的名望上升到顶峰。那一年全世界的学生都在造反，事后福柯便对政治产生了一种恒常的热情。在他的后半生中，他例行公事般地评论时事、签署请愿书、参加游行示威，每遇不平即拍案而起，为所有可怜的、无权的人仗义执言，也登上了学术声望的又一高峰——在1970年当选为法兰西学院的教授。
在后来的岁月里，福柯作品中最引人瞩目的地方是他的“权力”概念。在1975年出版的《训诫与惩罚》中，他指责社会通过反复灌输训诫条例来改变人的行为，使他们成为毫无创造能力的“驯顺的团体”。但在他身前只写完两卷的《性史》中又指出：行使权力的快感被逐出“驯顺团体”之后，不可避免地会以改头换面的形式在性幻觉中重现，爆发为“权力和快感的永恒螺旋运动”，促使性反常行为疯狂增长，有些有益，有些有害。
难怪福柯把死亡看作一个人可以得到的唯一的特赦形式。他在1963年用一种典型的格言式自白宣称：是的，死于“性脖无非是在从事“耶稣受难式的活动”。他死于艾滋病，留下的告诫是：“每时每刻，每走一步，人们都必须把他们所想所说的同他们所做的、同他们的真实身份进行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