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秀全

洪秀全生于耕读世家，7岁起在村中书塾上学，熟读四书五经及其它一些古籍。

村中父老看好洪秀全可考取功名光宗耀祖，可是三次都在童生试中的广州院试 失败落选，第三次在广州落选后已经是25岁（1837年，当时把出生之时当作1岁）了，受此打击回家以后重病一场，一度昏迷。病中幻觉有一老人对他说：奉上天的旨意，命他到人间来斩妖除魔。从此，洪秀全言语沉默，举止怪异。此时，洪秀全并不甘心于考试的失败，在6年后的1843年春天，再次参加了广州院试 ，结果还是以落选告终。

清道光十六年（1836），洪秀全翻阅以前在广州应试时收到的基督徒梁发的《劝世良言》一书，详读之后被宣扬上帝的基督教义所感动，萌发了信奉上帝、追求人人平等的观念。 把书中内容与自己以前大病时的幻觉对比，认为，自己受上帝之命下凡诛妖，一气抛开了孔孟之书，不再做一名儒生而改信了基督教的教义，索性把家里的孔子牌位换成了上帝的牌位。虽然未曾读过《圣经》，洪秀全却开始逢人便宣传他所理解的基督教教义，称之为“拜上帝教”。自称是上帝的二儿子，耶稣的弟弟。

洪秀全最初在广州附近传教，但未取得很大成功。洪秀全遂说动了好友冯云山同毁了孔子的牌位，改奉基督教，并向乡亲传播教义。其后，他又编写了《原道救世歌》等布道诗文，抨击社会上的种种邪恶现象，呼吁按照基督教的教义建立起“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新世界。洪秀全利用基督教的教义进行改造社会的活动。 1844年，洪秀全和冯云山转至广西一带传教。洪不久便返回广东，冯留下发展，在当地的信徒日增。1845年至1846年间，在家乡的洪秀全写下《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百正歌》等作品。1847年初，洪秀全在广州的一所基督教堂学习了几个月，曾要求受洗，但教士认为，洪秀全对教义的认识不足够而拒绝了。洪其后再到广西会合冯云山，在冯云山的协助下，于道光二十七年间（1847）在广西桂平建立了“拜上帝会”，吸收了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等2000人为会员。 并陆续制订拜上帝会的规条及仪式。洪秀全的拜上帝会与地方政府的矛盾日渐加深，洪秀全等人在1850年决定反清，加紧准备。会众在下半年间陆续前来金田团营，在1851年1月正式宣布起义，揭竿而起。

1851年1月11日（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洪秀全发动金田起义，建国号太平天国，自称天王。1853年（咸丰三年）定都南京，称天京。颁布《天朝田亩制度》，又分兵西征、北伐。咸

丰六年，因掌握军政实权的东王杨秀清“威权逼己”，遂密诏(一说无密诏)北王韦昌辉率军返京诛杨。韦又扩大事态，滥杀无辜。洪秀全迫于众怨，只好杀韦，以翼王石达开主政。

太平天国前期，军政大事由军师负责，洪秀全退居幕后少理朝政，冯云山、萧朝贵已死，大权落在东王杨秀清手上。定都天京后，洪秀全主张把四书五经列为禁书，杨秀清不同意，借“天父下凡”迫洪秀全让步，后者只好同意四书五经在修改后可以刊印流传，然而，直至太平天国灭亡仍未曾刊行。

在当时的清朝许多国民由于抽鸦片而体质虚弱，难于戒除烟瘾，导致白银大量外流，国库虚空，民生困苦。洪秀全通过制定严厉的刑罚来禁止鸦片的买卖，起到了良好的效果。在主权原则上，洪秀全对清朝签订的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一概不认可。

1856年（咸丰六年）6月，太平军攻破清军向荣的江南大营，解天京三年之围。向荣在8月9日死后，其死讯不久便传入天京，东王杨秀清见当时太平天国形势大好，另有图谋，以“天父下凡”为由迫天王封他为“万岁”。

天王洪秀全与东王杨秀清的矛盾日渐加深。北王韦昌辉在这时请求天王诛杀东王，天王伪作不忍。洪秀全知道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及顶天燕秦日纲对东王不满，后来东王有弑君篡位之企图。1856年，天王密诏北王、翼王及顶天燕秦日纲铲除东王。韦昌辉在9月1日到天京，与秦日纲在夜间入城，2日凌晨突袭东王府，杨秀清及其家人被诛，史称“天京事变”。翼王石达开抵达天京后，责备韦昌辉滥杀，二人不欢而散，石达开当夜逃出城外，韦昌辉其后尽杀翼王府中石达开的家属。石达开从安庆起兵，声讨韦昌辉，此时在天京以外的太平军大多支持石达开。东王、北王与燕王先后被诛。翼王石达开在天京主政一段时间，为洪秀全所忌，洪秀全封自己的亲兄弟洪仁发、洪仁达为王，以牵制石达开，引起石达开不满。1857年石达开受猜忌带领大军负气出走，脱离天王指挥。自天京事变及翼王出走后，洪秀全虽然掌握了朝政大权，太平天国却开始走下坡。

洪秀全重用陈玉成、李秀成诸后起良将，自兼军师，又采取减赋和加强宗教宣传等措施，渡过难关。1863年（同治二年）冬，天京为清军围困，粮尽援绝，洪秀全拒绝李秀成突围的建议，固守天京。同治三年四月病卒。所著诗文及诏旨、文告等多收入《太平天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之一)及《太平天国史料》等书中。

另外一种解读

韦昌辉对于杨秀清主管国事不服气，表面上唯唯诺诺，毕恭毕敬，实际上心里早就暗藏杀机。1856年下，杨派韦“督师”江西，韦昌辉屡战屡败，因为惧怕惩处，随领兵3000偷偷回京，奔赴天王府求情。洪秀全斥责说道：“遣尔往援庐州，何得擅回，罪当诛。”韦昌辉走投无路，遂孤注一掷，突袭东王府，杀东王府以及其部署两万余人。石达开从湖北回到天京，斥责韦昌辉滥杀无辜。韦昌辉又欲加害石达开。石达开逃到天王府，韦昌辉兴兵攻打天王府。石达开连夜出逃，韦昌辉杀其全家老少。石达开逃到武昌后，兴兵四万讨伐韦昌辉。

韦昌辉滥杀无辜激起民愤，天王下令“合朝同心”，将韦昌辉处死，首级送石达开。

事变后，洪秀全追封杨秀清为“传天父上主皇上帝真神”。将自己的第五子过继给杨秀清，将其被害之日定为“东王升天节”。要臣民们“代代莫须忘”。

以洪秀全为教主的拜上帝会的创立，其主要思想理论来源是梁阿发编写的通俗布道书《劝世良言》。不过，它所涉及的一些神学知识，诸如，天父全能，耶稣救赎，独尊上帝，不拜偶像，天堂永乐，地狱永苦，等等，却被洪秀全及冯云山借用而且不断发酵。以此为基础，不断按他的需要扬弃和注入一些内容，来创立以他为教主的拜上帝会。从这一过程看来，洪秀全所创造的拜上帝会类似于一个政治性邪教。 

第一，宣扬救世主下凡，统治全国乃至全世界。世界上一切邪教头子，都以救世主自居。不过，大多没有或没来得及以夺取政权、统治全国全世界作为直接内容来宣传。洪秀全则十分明确地将这一点作为核心内容。他宣称，"天上至尊老人已命令全世界之人归我了，世间万宝皆归我有的了"；他奉天父天兄之命，下凡做人神合一的"万国独一真主"。

第二，世界末日论与造反做官论相结合。为什么要做救世主呢？因为世界末日到了。这也是一切邪教共同的论调。1850年5月，他将末日论具体化，说他得到上帝启示："在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我将遣大灾降世，凡信仰坚定不移者得救，凡不信者将有瘟疫，有田无人耕，有屋无人住。"信的人则"日日有衣有食，无灾无难"。到1851年永安突围时，则进一步大开支票、封官许愿，凡踊跃作战的，"大则封丞相、检点、指挥、将军、侍卫，至少亦军帅职，累代世袭，龙袍角带在天朝"。

第三，言行巫师化，要求军民无保留地信从。洪秀全从宣传什么上帝赐他宝剑、印绶这一套开始，继而在玉玺上自称"洪日"，是普照天下的红日，要求跟从者盲心盲目地迷信。杨秀清、萧朝贵从他的迷信宣传中得到启发，先后创造了十足巫师式的天父、天兄下凡。此两人死后，洪秀全没了制约，更随心所欲大讲特讲"天话"，甚至说"有天不有人"。还经常将他传达"天意"的歪诗，写在鹅黄缎上，张旗放炮挂出来。此类行径，是不断自我造神，以加强对太平军官兵的精神控制。

清军开始进迫天京，在陈玉成和李秀成等人支撑下，太平军在数年间阻止了清军的很多攻势。1859年，族弟洪仁玕抵达天京，洪秀全大喜，封仁玕为军师、干王，总理天国朝政。由于洪仁玕未有立功而封王，洪秀全怕其他人不服，再次封异姓为王。后来洪秀全分散诸王权力，开始滥封王爵。

1861年12月间，英国海军提督何伯与参赞巴夏礼到天京，向洪秀全提出以事成后平分中国为条件，协助太平天国打败清朝。洪秀全态度坚决，断然拒绝英国人的建议，在维护国土完整和主权方面，态度明确和坚定。英国人见无法从太平天国那里获得利益便转而支持清朝。清朝为镇压太平军于是勾结洋人，出卖国家利益。

1862年，陈玉成英勇就义后，曾国荃率湘军又进逼雨花台围困南京城，形势急转直下，天京附近据点逐一陷落。洪秀全晚年，思想保守，陷入了宗教迷信。李秀成知道天京难以久守，向洪秀全建议放弃天京，转战中原，被洪秀全拒绝。面对困境，洪秀全没有采取适当的对策，却向将士宣称将有天兵下凡，驱走清兵。

其后太平天国的苏、浙基地均被湘军和淮军攻克，南京城外营垒亦尽陷敌手。洪秀全其时已患重病，他拒绝了李秀成的弃城出走建议，期望上帝降奇迹赐福于太平天国从而战胜清军。但随着天京的防务日渐危急，洪秀全的幻想终告破灭。同治三年四月二十七日（1864年6月1日）自杀，遗命其子洪天贵继位。六月十六日（7月19日），南京陷敌，太平天国灭亡。

1843年创立“拜上帝会”，对动员群众推翻清朝统治的斗争起了重要的宣传和组织作用；其后写的《原道救世训》、《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等著作，为太平天囯起义作好了思想舆论准备。经数年努力，洪秀全在杰出的农民领袖冯云山的帮助下，拜上帝会得以迅速发展，为金田起义奠定了基础。

从1851年1月11日金田起义到1864年天京陷落前夕，洪秀全领导了这场农民起义的全过程，历时14年，势力发展到18省，先后攻占600多座城市，给了中外反动势力以沉重打击。

两次建立领导核心。前期，在永安建制分封诸王，使太平天囯初具规模，加强了领导力量，提高了太平军战斗力，为太平天国的迅猛发展打下了基础；后期，在“国中无人，朝中无将”的局面上，洪秀全选拔了陈玉成、李秀成等青年将领主持军事，任命族弟洪仁玕提理天朝政务，形成了一个新的领导班子，使太平天国能继续坚持斗争。

颁布革命纲领。前期，1853年冬，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提出改变土地制度和其他改革社会的措施。其内容表现了农民反封建的要求和解决土地问题的强烈愿望。纲领内容的完备性和深刻性，使太平天国革命达到了中国历代农民革命所能达到的最高思想境界。提出“有田同耕、有饭同食”的平分土地的施政方案，显现出改革社会制度的进步思想。与此同时，他尚致力确立天朝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体制，力图建立起一个符合其阐释改造了的基督教神学精神的新型社会。

1859年颁布了洪仁玕为仿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而写的《资政新篇》一书。这是后期太平天囯的重要政纲，说明他在对待资本主义的态度上，较同时代的地主统治阶级思想开明，眼界开阔。

太平天囯运动，之所以能成为几千年来中国农民起义的最高峰，是与他的巨大贡献分不开的。乃至中国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愿作洪秀全第二，即可见其对后世的深远影响。太平天囯是在清政府当局联合外国势力联合绞杀之下失败的。在太平天国政局粗安之后，洪却日益追求享乐，沉湎酒色。除一再大兴土木兴建天王府与大选秀女入宫外，仅倾力于埋头撰写自我神化的宗教著作，军国大计一概推诿东王杨秀清全权处置。 但作为太平天囯运动的最高领导人，洪秀全的严重错误也是不可忽视的。洪秀全的错误主要在于：

一、定都天京后，封建意识与日俱增，等级观念、享乐思想尤其突出，严刑酷法，倒行逆施。洪秀全在天王府深居简出，严重脱离将士群众。在太平天囯革命政权向一个新的封建王朝政权蜕变的过程中，洪秀全起了特别恶劣的带头作用。思想作风上的质变，使其愈往后，完全变为一个封建帝王。天京内讧就是领导集团内部这种封建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

二、太平天囯后期，为防大权旁落，洪秀全一反前期用人路线而“用人唯亲”，形成一个排斥异姓的洪氏集团，使得后期政治日益腐败，给太平天囯内部带来致命危机。石达开是太平军最优秀的统帅，所部又是太平军精锐。他德才兼备，深得全体军民拥戴，天京内讧之后，他是唯一能团结群众辅佐洪秀全重振国势的人选。然而，洪秀全猜忌他，用安、福二王挟制和排挤他。因此，石达开出走，致使太平天囯出现分裂局面。其后，陈玉成、李秀成打破江北大营、江南大营，京围一解，洪秀全立刻大封王爵，造成后期天国朝政混乱、吏治败坏、军事削弱的局面。

三、洪秀全在内讧之后，更是任人唯亲。首先是他哥哥洪仁发、洪仁达，分别封为安王、福王，让两个老哥掌权，压制、监视石达开。之后洪秀全迫于众人反对，不得已取消两个昏庸兄长的王爵，还是对洪仁发、洪仁达言听计从，后改封为信王、勇王，一直干预朝政，最受洪秀全信任。天京危急之时，洪秀全更是明确宣布，朝政由洪仁达执掌。前面说过的洪仁玕，是洪秀全堂弟。因为本家人可靠，又不像两个老哥那样粗鄙，就立马三级飞升。洪仁玕虽然只会纸上谈兵，而且战败犯罪，还是委以重任。堂兄洪仁政，也无功劳和战败犯罪，换个官做，后又封恤王。亲侄族侄十余人，一概封王。洪秀全外甥幼西王萧有和，很受洪秀全喜欢，洪临死前不久，封他为前台发命者。

1853年3月太平军占领南京，原来那些主要为鼓动造反，宣传救世主下凡，控制官兵思想言行的文件、条规不够用了，于是颁布了由洪秀全撰写或主持写成的《天朝田亩制度》。20世纪赞美它的专家，总是在"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这26个字上面大做文章，甚至称之为"伟大的反封建纲领"。其实呢，且不说它根本没有实行，单从这个文件全文来看，那26个字不过是些门面话。实际内容综合起来，就是要将占领区农村改造成兵、农、教合一的社会。以洪氏的歪理来统一思想，以太平军的小头目做领导，让农民成为战时打仗、平时劳动的工具。农民除了连口粮都不够的"接新谷"外，其他收获一概上交，也就是"耕田奉上"，让"功勋等臣，世食天禄"。这是对底层百姓劳动成果的剥夺。 

同时，太平军明确规定"旧时一切歪例尽除"，破除一切社会风俗、信仰、道德，男女老幼都必须在军事化的建制中，接受洪氏这一套的灌输，彻底工具化。其目的，就是要建立和巩固洪氏的宝塔式统治和剥夺。

洪秀全自幼“熟诵四书、五经、孝经及古文多篇，其后更遍读中国历史及奇异书籍，均能一目了然”，受的是儒家传统文化教育。渴望由士而仕，一举成名，完成由“田舍郎”到“登天子堂”的转变，其家人和族人都对洪秀全抱有极高的期望，洪秀全自己也希望通过科举，谋取功名，光宗耀祖。他曾先后四次（1828年、1836年、1837年、1843年）赴花县、广州应试，然而“初考时其名高列榜上，及复考则又落第。”洪秀全发誓“不考清朝试，不穿清朝服”，“自己来开科取士”。从洪秀全发动起义后，采取种种严厉的排孔斥儒活动中，宣称“推勘妖魔作怪之由，总究孔丘教人之书多错”。

据洪仁玕回忆，洪秀全少年时“两兄助其父耕田，又种些瓜菜，全家食粮由此供给。家庭出身的寒微，使洪秀全青少年时代就饱受生活磨难，渐渐产生了低人一等的自卑感。在其发动起义后，低微的出身又常为统治阶级所攻击，“所谓伪天王者，姓洪，深居不出，本广西乞丐。”于是，洪秀全就不断采取措施抬高自己及整个洪氏家族的地位，甚至依靠一个自创的宗教，把自己神化。洪秀全自比为太阳，他的妻子则为月亮。

杨秀清具有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又有“天父附体”的特权，所以在广大太平军将士中享有崇高威望。而且，随着地位的稳固，他开始热衷于个人权威，“威风张扬，不知自忌”，直至发生“逼封万岁”的事件。对东王的飞扬跋扈，洪秀全显得虚弱无力。史学界一部分人否认天京事变中洪密诏召韦进京杀杨的事实。实际上，从当时客观形势分析，如果没有洪的密令，韦是不敢也不能杀杨的。屠杀事件发生之后，洪也没有出面制止和马上追查韦的反叛行为。石达开回京，指责韦的擅杀，却遭韦威胁被迫逃出天京，韦杀其全家。长期以来，他时时刻刻感到杨秀清对于自己地位和宝座的威胁，感到自己是在杨秀清的阴影下生存。

性情暴烈是洪秀全性格中最为突出的特征。《天父诗》中有多处反映他发怒生气的情景。如“亮（火）冲起来谁人受，亮（火）不救开烧死该！”“亮（火）起跪求要虔诚，亮（火）未救缩莫起身。”诸如此类的句子，《天父诗》中随处可见。杨秀清也曾借“天父下凡”指责洪秀全“性气太烈”。洪秀全一旦火起，就会严厉地责罚人，斥责、饿饭、杖责.而且洪秀全性情固执，脾气暴烈如火，根本不给人分辩的机会，他说“只有媳错无爷错，只有婶错无哥错。只有人错无天错，只有臣错无主错”，他力图通过严酷的刑罚维持其至高无上的特权地位。

洪秀全缺乏自信，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他日益迷信自创的“上帝”而不能自拔。在太平天国后期的斗争中，他信天不信人。广大将士出生入死，用鲜血和生命换取的胜利，在他那里变成了“天灵”的结果。因而士气受到严重摧残，极大地影响了战斗力。越到后来，他越发迷信，甚至到了丧失理性的境地。天京被困，危在旦夕，李秀成指出城中兵少将寡 ，提出“让城别走” ，他却说“朕之天兵多过于水”。不自信的另一表现是滥封王爵。从1862年初，封陈坤书为护王始，到10月，封王30余人。1863年4月，封王达90多人。到太平天国失败时，封王达2700余人。

洪秀全无远虑、难把全局，战略、战术上的目光短浅显而易见。起义之初，面对清军的围剿，洪秀全消极防御，不能有效的打破清军的包围和封锁。永安突围后，局面虽有所改观，但太平军仍然是流动作战，毫无定止。攻克武昌后，太平军不是乘胜打击尾随而来的清军江忠源部，终使之成为太平军的肘腋之患，长期摆脱不掉，影响了太平天国的发展。

“独一真神唯上帝”

洪秀全是鸦片战争以后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

洪秀全最早接触到的基督教教义不是圣经，仅仅是一本宣传基督教的小册子——《劝世良言》。这个接触过程也是很偶然的。

《劝世良言》对洪秀全的影响的确是很大的。《劝世良言》宣扬：上天只有一位独一真神，那就是“上帝耶和华（God Jehovah）”；“所有富贵光荣皆由之而下来，亦是全世界众人之大父”；“神耶和华曰：除我外而未有别个神也（《劝世良言》，1959年香港版）。”洪秀全接受了这个思想，他说：“看见其书有一位造天造地造万物大主宰之上帝，人人皆当敬畏他、崇拜他”（《太平天日》，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二），页641）1845、1846年，洪秀全写的《原道救世歌》主要内容就是宣传“开辟真神唯上帝”的思想，它否定了上帝以外还有其他的神存在，它说：“一丝一缕荷上帝，一饮一食赖天公。五行万物天造化，岂有别神宰其中。”洪秀全所谓的“天公”也就是上帝。人不能不拜上帝而拜其他的神，“人而舍此而他拜，拜尽万般总是空。”在中国的封建制度统治下，如来佛、观世音以及孔孟、关岳、金花夫人、送生司马等各种神、佛、大仙、偶象都被地主阶级用来作为统治劳动人民的思想工具，洪秀全一下子宣布这些神、佛、大仙、偶象根本不是神，而是妖。你拜它们嘛？得不到好结果！洪秀全正是利用《劝世良言》宣扬的“独一真神唯上帝”的思想为武器向封建的反动意识形态宣战。

洪秀全还根据“独一真神唯上帝”这个总的宗教教义，阐述了广大农民群众强烈要求的政治平等思想。《原道救世歌》认为，人的肉身受之父母，肉身之外，还有一个灵魂，人的这个灵魂都是从上帝那里得来的，因此，它说：“普天之下皆兄弟，灵魂同是自天来，上帝视之皆赤子”。既然“普天之下皆兄弟”，“上帝视之皆赤子”，那末，拜上帝是大家的权利，“何得君王私自专”！封建统治者为维护自己统治秩序建立了一套等级制度。按照《原道救世歌》的理论，封建皇帝与人民，地主与农民，主人与奴仆都是上帝的儿女，都是“兄弟姐妹”，都是平等的。这种政治平等思想，启发了处在水深火热中的农民的革命觉悟，猛烈冲击着封建统治秩序。

1847年，洪秀全又根据独一真神唯上帝的思想，明确地把斗争矛头指向清朝皇帝。在天国，只有皇上帝才能称皇称帝，在人间，最高封建统治者自称“皇帝”，那当然是“僭越”了。《原道觉世训》说：“皇上帝乃是帝也，虽世间之主称王足矣，岂容一毫僭越于其间哉？耶稣尚不得称帝，他是何人，敢缅称帝者乎？只见其妄自尊大，自干永远地狱之灾也。”因此，他号召拜上帝会的人起来“共击灭之”。

洪秀全怎么会相信上帝呢？当初洪秀全是根据儒家经书验证《劝世良言》所宣扬的“独一真神唯上帝”的思想是正确的，因而加以接受的。在洪秀全旨准颁行的《三字经》中有一段很通俗，但很说明问题的话：

“普天下 一上帝 大主宰 无有二 中国初 帝眷顾 同番国

共条路 盘古下 至三代 敬上帝 书册载”

“至秦政惑神仙 中魔计 二千年至宋徽

犹猖狂 改上帝 称玉皇自宋徽 到于今

七百年 陷溺深 讲上帝 人不识阎罗妖作怪极”

在稍后刊刻的《天条书》初刻本中，洪秀全还大量地引证儒家经书中提到“上帝”的地方。

根据这些资料，洪秀全得出结论说：“盖拜皇上帝这条大路，考中国番国鉴史，俱是同行这条大路，但西洋各番国行这条大路到底，中国行这条大路到秦汉以下则差入鬼路，致被阎罗妖所捉。”洪秀全这些话，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在先秦时代，“皇”和“帝”只是至高无上的天神的称号，人间的君王是不称“皇”称“帝”的。到秦王赢政统一中国以后，他认为“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才决定把“皇”、“帝”二字结合起来，成为最高封建统治者所独有的称号。

洪秀全从《劝世良言》中找到了基督教的上帝，用独一真神发动群众，领导了一场伟大的农民革命。这样，太平天国革命披上了一层“宗教的外衣”。究竟应该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呢？

宗教是“颠倒了的世界观”但是，对宗教的客观作用要作具体的分析。

基督教平等思想

一种流行的说法是：洪秀全吸取了西方原始基督教的平等思想，并把它和中国古代儒家的大同思想揉合起来，写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等三篇理论文章。

事实真相究竟怎样？

洪秀全是在一八四三年阅读《劝世良言》的，一八四七年三月以后才读到《圣经》。一八四七年三月以前，洪秀全阅读到的有关基督教的书籍仅止于《劝世良言》，我们翻开　《劝世良言》，再三阅读也没有发现任何原始基督教的平等思想。

1845、1846年，洪秀全写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阐述了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平等思想，这些思想和《劝世良言》风马牛不相及，和圣经更无关系。这些文章反映了农民要求平等的思想，同时，洪秀全也从儒家经书中吸取了思想资料。在《原道醒世训》中，洪秀全运用《礼运篇》的材料描画了一个革命奋斗目标。

《礼记》的礼运篇是不是孔丘的著作，在这篇文章里，我们不打算展开讨论。但是，洪秀全是把《礼运篇》当作儒家思想加以接受和运用的。

1847年3月，洪秀全在广州阅读了圣经，这是他第一次全面地接触了基督教的教义和思想。

1850年11月初，金田起义前后，开始实行了体现财产公有和消费平等的圣库制度。根据《太平天国起义记》记载：

“前此各教徒已感觉有联合一体共御公敌之必要，彼已将田产屋宇变卖，易于现金，而将一切所有缴纳于公库，全体衣食俱由公款开支，一律平等。”这种圣库制度和前引《新约》《使徒行传》中的记载是十分相似的。圣库制度这个体现财产公有、平均消费的形式，很可能是从《新约》《使徒行传》中得到启示而确立的。但是，洪秀全的财产公有，平均消费的思想本身，不大可能是从圣经中取得思想资料的。这因为：第一，早在洪秀全接触圣经以前，他的财产公有、平均消费的思想就已经形成了；第二，从整个说来，圣经并没有宣传信教的人要把全部财产上缴给上帝，也没有宣传平均消费，即使《使徒行传》也不例外。

无论如何， 洪秀全也算得上晚清衰世中为数不多的大人物。其行为的根源当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一种有意无意的大病之后的幻觉，或者某个类似《劝世良言》的小册子的“神启”。社会根源和个人的成熟愿望，都是导致造反的重大理由。

造反是需要理由的。历史上农民起义或者造反， 多半出于官逼民反。秦末“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愤怒呐喊，是这种循环的先声。

历史背景在一定程度上给洪秀全提供了起义或者造反的理由。洪杨起事前20 年，龚自珍即已预言“ 起视其世， 乱亦竟不远矣”。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南方局势， 的确如时人夏燮所言：“ 官怕洋人， 洋人怕百姓。夫至于能怕其官之所怕， 则粤东之民……乎玩大府于股掌间矣。” 两次鸦片战争中都被推到前沿的倒霉的钦差大臣耆英（ 1858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因为在天津谈判时擅自回京被赐自尽）在签订《南京条约》后一年奏称：“官与民，民与兵役，已同仇敌。吏治日坏，民生日困，民皆疾视其长上，一旦有事，不独官民不能相顾，且将相防。困苦无告者，因而思乱。” 反压迫、均贫富、等等目标， 都可以成为历史性的理由。而太平天国的理想，给意欲谋反的民众以一种宗教的狂热，如烈火般点燃广西以及南方半壁江山的干柴。

单从广西等地的平等主义诉求来看，当时的起义，无疑是具有相当的正当性的。比如妇女们即响应“天下多男子全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的号召，在拜上帝教主要发源地广西桂平县就流传有“男学冯云山，女学杨云娇”的民谣。而“ 姊妹亲，同个房睡共口针，如今姐随洪杨去，妹也跟随一路行”的豪迈激情，更是显示当时的起义是何其壮观！

造反也是需要领袖人物的激情的。洪秀全的激情来自科举失意，而出自个人欲望的激情，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他的目标和宣称的天国的目标之间，从一开始就存在难以吻合的矛盾。1860年10 月， 中国第一个留学美国的人士容闳曾往天京拜访天王，但不被所用。后来容闳投靠李鸿章，协助购回百多部机器而建成江南制造总局。容闳可能当时也看出了洪秀全的本质，所以后来称“洪秀全于应试落第后，得失心盛，殆成一种神经病”。

考不上“ 大学” ， 造就洪秀全自己开科取士的逆反心理， 这是激情的来源。洪秀全7岁入本地私塾读书，14虚岁考为童生。此后四次应府试考秀才，分别在1828年、1836年、1837年、1843年，皆落第，前后一共经历17年，未能考上生员（秀才）。应该是从1837年科场失意后异梦升天开始，洪秀全就已经慢慢萌生造反念头。当时他已经自居“真命天子”。而直到晚年，他仍然是梦想实现“父子公孙坐天下”的王朝。录一首其早期的诗如下，以明其志：“手握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民悬。眼通西北江山外， 声振东南日月边。玺剑光荣存帝赐， 诗章凭据诵爷前， 太平一统光世界， 威风快乐万千年。”（《斩邪留正诗》，1837年） 从所见洪秀全的诗文，他有些许才气。不过，也许他的诗文还谈不上俚俗不堪，但是打油诗居多确是事实，以这种水平，也难怪青年农民洪秀全考不上秀才。而其对手“刽子手”曾国藩的诗文则为一时之冠，书法自成一体，其立德、立功、立言几为圣人。此论绝非成者王侯败者寇的逻辑，实在是洪秀全不争气。即使拿曾国藩的门生李鸿章而言，他早年那“一万年来谁着史，三千里外欲封侯”的豪气远非天王所能及也！

原名洪仁坤（小名火秀）的洪秀全大约在创拜上帝会（1843年）后自行改名秀全。秀全拆开，是“禾（吾）乃人王”。靠这种迷信和自我暗示加强政治激情，符合落第书生的水平。

以洪秀全个人的能力，无法真正承担造反领袖的重任。所以，早起的准备活动，离不开一个重要人物，他就是冯云山。冯云山在永安封为南王，称七千岁，不仅居洪天王之下，还居他发展的应该是弟子的杨秀清和萧朝贵之下。但是，据《李秀成自述》所言，“谋立创国者出南山之谋，前做事者皆南王也”，冯云山是太平天国起义前真正的领袖人物。但冯云山又是洪秀全最早的支持者，是拜上帝会的始创人之一，他的能力从传教时已经体现出来。1844年，洪秀全和冯云山深入广西传教，洪秀全显然缺乏领袖魅力，只发展了非常有限的几个人。洪秀全的表兄李敬芳是因为看到洪秀全藏的《劝世良言》，才鼓励病歪歪的表弟仔细研读，从而创立拜上帝教。而洪秀全没有能够团结这个人才，并且对于和他一起创业的洪仁玕也不能吸引住。他们均在入教不久就与洪秀全分手。而冯云山在桂平紫荆山区，靠拾牛粪、打短工已接触大量的底层人民，并以个人的卓绝努力，竟使拜上帝教发展成为拥有二三千人的组织。

洪秀全从一开始的激情、幻想和朋友的推动（或者裹胁）中，踉踉跄跄地扯起了大旗。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是个因为不能自拔而干脆自我陶醉的过程。作为领袖，他应该对起义的目的和方向有个战略性的基本设想。从金田到永安，到全州，到武昌，直到南京，洪秀全都在一种迷糊的状态中领导着数十万至上百万人， 却一直没有明确的奋斗目标。

中国历史走到19 世纪中期， 面临“ 内忧外患”， 时代提出的使命是体制创新和文化创新，否则无以自存。如果重复改朝换代的历史，又何以正当回应历史的召唤？

《李秀成自述》列出了太平天国十大失误导致其最终的败北。除去战事不利外，其余各条都是和洪秀全本人有直接关系，他占了“五条半”。李秀成所列出的十大失误包括：

一、（ 原文用此字） 国之首， 东王令李开芳林凤祥扫北败亡之大。

二、因李开芳林凤祥扫北兵败后， 调丞相曾立昌陈仕保许十八去救，到临青（清）州之败。

三、因曾立昌等由临青（ 清） 败回， 未能救李开芳林凤祥， 封燕王秦日昌复带兵去救， 兵到舒城杨家店败回。杨家店清将， 现今日久，不能记得姓名。

四、不应发林绍璋去相谭。

五、因东王北王两家相杀，此是大。

六、翼王与主不和， 君臣而忌， 翼起狈心，将合朝好文武将兵带去，此至大。

六、主不信外臣， 用其长兄次兄为辅，此人未有才情， 不能保国而。

七、主不问政事。

八、封王太多，此之大。

九、国不用贤才。

十、立政无章。

国命者，因十之由而起，而性命无涯。

1949年，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洪秀全等人“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之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孙中山以“洪秀全第二”自居，他说：“洪秀全未成而败，清人贬之为寇，而我们4人（指孙中山、陈少白、尤列、杨鹤龄）的志向正如洪秀全一样，那么，我们4人倒成了清廷的‘四大寇’了。”

30年后有人提出不同看法，引起深入的讨论，主要有两种意见：

一、不是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人物说。杜经国认为：西方的真理就是资产阶段民主主义，洪秀全开始向西方只找到了一个“皇上帝”，与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毫不相干。到后期，他越来越倾向于宗教迷信与封建特权，因而更不能转向资本主义。王凡也认为：洪秀全不是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代表人物，他“发动革命所采取的舆论说教是农民意识的反映”，洪秀全的“平等思想并不是随着西方基督教传入中国的，这种观念在中国古典经史上早有记述”，它“同西方的平等思想有本质的区别”，洪秀全在政权建制及政治观念方面也是与近代西方背道而弛的。

二、向西方学习的先进人物说。苏双碧认为：洪秀全是近代史上向西方学习的先进人物，尽管“在洪秀全的思想领域中，既有新的资本主义的思想因素，又有浓厚的、传统的封建色彩”，但“他制定了《天朝田亩制度》这个崭新的农民革命纲领，提出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在历史的进程中作出了新的贡献，不承认这些，就无法解释他为什么赞成洪仁玕指出的旨在发展资本主义的《资政新篇》的事实。”

国学大师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对洪秀全评价非常高，章太炎在他的诗作《逐满歌》中写到洪秀全救黎民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

地狱沉沉二百年，
忽遇天王洪秀全；
满人逃往热河边，
曾国藩来做汉奸。
洪家杀尽汉家亡， --《逐满歌》节选

孙中山在《太平天国战史》序中称：“朱元璋、洪秀全各起自布衣，提三尺剑，驱逐异胡，即位于南京。朱明不数年，奄有汉家故土，传世数百，而皇祀弗衰；洪朝不十馀年，及身而亡。无识者特唱种种谬说，是朱非洪，是盖以成功论豪杰也。”

《清史稿》中评价洪秀全道：“秀全以匹夫倡革命，改元易服，建号定都，立国逾十馀年，用兵至十馀省，南北交争，隐然敌国。当时竭天下之力，始克平之，而元气遂已伤矣。中国危亡，实兆于此。成则王，败则寇，故不必以一时之是非论定焉。唯初起必讬言上帝，设会传教，假“天父”之号，应“红羊”之谶，名不正则言不顺，世多疑之；而攻城略地，杀戮太过，又严种族之见，人心不属。此其所以败欤？”

简又文：以破坏性及毁灭力论，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仅亚于现今日本侵略之一役耳。 

袁腾飞：人类历史上伤亡最大的战争是太平天国战争，其次才是一战和二战。太平天国战争使中国的人口由原来的4亿减到了2.4亿。洪秀全制造了历史上最大的人类灭绝悲剧。

1814年1月1日，洪秀全出生于广东花县，原名“火秀”，成年后自己改名“秀全”。洪秀全自幼学习儒家经典，以科举为志业，不过时运不济，他屡次落榜。1837年，洪秀全又一次落榜，神经大受刺激，回家卧床40余日，其间自命“太平天子”，发誓要改朝换代，“自己开科取士。”

科举失败迫使洪秀全寻找新出路，创立宗教成了一种十分自然的选择。洪秀全创立宗教的路径与清朝其他人并无二致，目的首先在于经济利益，因为广收教徒可以聚敛钱财，教徒越多则牟利越大。

洪秀全借用《劝世良言》中的理念作为自己创立教派的基础，自行洗礼，这与清朝其他秘密教派一样，都是利用原有教派的经典、教义，加以自己的捏造发挥，从而达到建立新教派的目的。

建立拜上帝教后，洪秀全便开始进行“制度建设”，首要举措便是建立“圣库”制度，规定“将田产屋宇变卖，”

按照洪秀全的设计，太平天国上下教众均禁止个人积蓄私产，生活消费由圣库统一分配，上下平均。

洪秀全这种看似平等的设计，在现实中根本无法实现。 

洪秀全设立了看似平等的“圣库”制度，罗尔纲先生概括为“原则上从天王到士兵不准私蓄财产，衣食器物一切费用（包括医药、残废院、老人馆）全由公家供给”，“凡藏银过五两不缴交圣库的就按律治罪”。

看起来平等的“按需分配”制度，在实际执行中变为有权者衣食无忧，无权者难获温饱。在太平天国，只有“伪天王日给肉十斤”，在他之下则逐次递减，到了最底层士兵时，就只能盐水就饭了。

更有甚者，底层士兵有时连盐水就饭都难以实现，他们除了得到“天堂”的画饼外，经常“合城食粥”，只有上阵冲锋拼命的时候，才“下米准吃饭”。当然，太平天国的士兵也可以吃到肉，这需要他们去打胜仗。

实际上，洪秀全制定的所谓平等分配制度，只满足了他自己和高层军官的“按需分配”，其他人难以享受，在太平天国，高级官员有“礼拜钱”，能根据级别领到肉，级别越高则福利越好，这显然不是平等。 

吃的不平等只是太平天国日常不平等的表现之一，洪秀全治下的太平天国其实没有任何平等。

比如，1854年，太平天国西征北伐都处在孤军作战中，洪秀全却在大兴土木，修建新天王府，因为材料缺乏还拆掉了原明朝皇宫，新建的天王府十分奢华，连溺器都是金制的。

有了大房子自然要考虑拥有更多女人，从金田起义开始，洪秀全就不断纳妃娶妻，到了太平天国后期，洪秀全已经拥有88名嫔妃。

为别等级，1855年，洪秀全颁布诏令，规定“朕诏西王可有十一妻，南王可有六妻。至于以下各级官员，毋须争论。天国居民，海外番众，皆以多妻为荣。朕向守天旨。今允东王西王各十一妻，自南王至豫王等各六妻，高级官员三妻，中级官员二妻，低级官员以及其余人等各一妻。”

根据洪秀全的诏令，太平天国各王生日时均享有不同数量的美女分配，其中洪秀全可分六个，杨秀清六个，韦昌辉两个，石达开一个。于此对应的是，普通士兵根本不允许过夫妻生活，胆敢私自过夫妻生活者，将被以“奸淫”罪处死。

洪秀全创建拜上帝教后，从建立“圣库”到金田起义，到最后定都天京，基本实现了享自己的福，让别人拼命的目的，按洪秀全自己的话说：“爷哥带朕坐天国，扫灭邪神赐光荣，西洋番弟听朕诏，同顶爷哥灭臭虫。万事爷哥朕作主，弟们踊跃建万功。” 

洪秀全为人暴虐。他还未当天王时，就经常将妻子"打生打死"(打得要死)。洪秀全对妻妾、宫女尚且如此，对他所敌视所不满的人就更不用说了。他从决心造反开始，作诗言志，订条规下诏书，动不动就是杀、诛、斩首不留、一同皆斩、该诛该灭、放胆杀妖，可以说是念念不忘，杀声连天。由于他不断号召、明确规定和直接命令，部下官兵在非战斗场合，随便杀人也如同割草。只须看太平军打进南京是怎样清除"妖人"的，便可见洪秀全残忍之一斑。清朝官员、满族百姓、僧尼道士、商人、儒生乃至医生、店员、艺人，皆被视为妖人，掳掠屠杀不在话下。

洪秀全对于太平军内部，也并不心慈手软。平时违反天条、禁令的太平军将士，大多数被杀掉。1856年他与杨秀清内讧，不但将杨全家杀尽，还与韦昌辉唱双簧，将杨的部下两万多人统统杀掉。接着又让韦昌辉杀了石达开所有家属。随后，慑于石达开靖难大军，又杀了韦昌辉和秦日纲、陈承镕。而这个韦昌辉，一向被他称为"爱兄心诚"，又是奉旨从江西赶回南京杀杨秀清的。秦日纲和陈承镕一向是他亲信，帮助韦昌辉杀杨秀清及其部下，又是得到洪秀全的密令或默许，带兵去追捕缒城而走的石达开的两员干将。由此可见洪秀全只讲自己的现实需要而毫无仁爱信义。 

幼天王洪天贵福

洪天贵福(1849-1864)：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长子。登基后，玉玺于名下横刻有“真主”二字，清方又误称为“福瑱”。1860年(文宗咸丰十年)起，以幼主名义发布诏旨。1864年6月6日(太平天国甲子十四年四月二十四日，同治三年五月三日)继位登基称“幼天王”(即幼主)。

明王洪天明

洪天明：天王洪秀全第四子，生甲寅四年九月廿四日，母吴氏，天王第十九妻。年渐长，封明王，戊午八年，定尊号为明王王四殿下永岁。

光王洪天光

洪天光：天王洪秀全第三子，与天明同岁生而稍长，母为天王第十二妻，姓氏不可考。后与天明同封，爵光王，戊午八年，定尊号为光王三殿下永岁。

幼东王洪天佑

洪天佑：天王洪秀全第五子，称“王五殿下永岁”，东王杨秀清平反昭雪后，因追念杨秀清前功而无子，遂过继给杨家。1861年6月，封为幼东王。

洪仁发

洪仁发：太平天国官员。广东花县人。洪秀全兄。早年在家种田。1850年全家赴广西参加金田团营，后参加太平天国起义。初封国宗。1856年，杨韦内讧后，洪秀全疑忌异姓诸王，封为安王，与其弟洪仁达参与政事，挟制石达开。石达开出走后，削去王爵，改封天安。后又封为信王。1864年7月，天京失陷后，死于乱军之中。

洪仁达

洪仁达：太平天国官员。广东花县人。洪秀全兄。参加太平天国起义，封国宗。一度被洪秀全革职，后改封勇王。1862年12月曾与洪仁发率军进攻镇江，寻退。1864年7月天京陷落，为清军所俘。8月5日被杀。

族弟洪仁玕

洪仁玕(1822-1864)：太平天国后期主要领导者，受封干王。洪秀全族弟。执政之年，作《资政新篇》，提出一套统筹全局的革新方案。因与洪秀全的观念颇有异同，引起洪秀全的猜疑。洪秀全死后，他虽辅佐幼天王，却已无力回天。

洪秀全家族的历史资料

根据洪氏世系资料编修的家谱，名为《万派朝宗》记载了从金田起义前后一直追溯远祖自江浙南迁到广东的过程------洪氏于汉魏时世居彭城下邳（今江苏邳县），西晋怀帝永嘉之乱中南迁京口（今镇江），东晋安帝时续迁新安郡遂安县（今杭州市淳安县），此后在各种战乱中，辗转经由江西婺源、福建汀州等而入广东。南宋名臣洪皓的曾孙洪璞出任福建泉州府晋江县县尉，举家迁到晋江。元末社会动荡，唯岭南较安定，洪璞的第十世孙洪贵生从福建迁往广东潮州府海阳县（古代县名）的布心(今属梅州市丰顺县丰良镇布新村）。所以洪贵生是洪氏迁入广东的始祖。洪秀全便是洪氏迁入广东后的第十六世孙，也即是迁到花县官禄布后的第六代。 洪秀全其祖先洪皓是南宋时期的名臣与当时的岳飞都是同期的反金爱国

民族英雄。

据史料和洪秀全族谱记载，明成祖永乐年间，又四世，有念九郎（即梅州市梅县区石坑洪氏始祖）率妻子由丰顺布心到石坑定居，始建围屋“梅魁第”。清朝康熙年间，洪秀全太祖随其父由嘉应州石坑（今梅州市梅县区石坑）迁往花县（今花都）福源水（1814年1月洪秀全在此地出生），后又再迁官禄布居住。

广东花县《洪秀全族谱》所录宗祠对联为证：由嘉应（今梅州）徙杨梅，祖德宗功，经之营之，力图官禄之基础；籍花峰贯花邑，光前裕后，耕也学也，恢复敦煌之遗风 ；由嘉应居石坑，尊祖敬宗，长念馨香俎豆；迁花峰住官禄，光前裕后，宏开礼乐冠裳(花都官禄布洪氏宗祠壁联)。此联之嘉应是指今日广东梅州市－－梅州市在清朝时称为嘉应州。 

关于洪秀全死亡日期，有三种说法：1864年6月1日，1864年5月26日或1864年5月24日。 

1864年3月，天京合围后，城内粮食不足，洪秀全带头吃“甜露”(草团)充饥，因而致病。1864年6月1日(同治三年4月27日)，洪秀全病逝天京，清军在城陷后将他的遗体毁掉。

李秀成是太平天国后期的主要将领，洪秀全去世时，他在天京主持天京保卫战，对天王府的情况当有较确切的了解。曾国藩刊刻的《李秀成自述》中，言及洪秀全之死：“天王（洪秀全）斯时焦急，日日烦躁，即以四月二十七日服毒而亡。”其后半部分中说：“天王之自杀，更令全局混乱。”太平天国的对手、曾国藩在一八六四年六月二十三日（7月26日）的奏稿中说：“首逆洪秀全实系本年五月间，官军猛攻时，服毒而死。”同年七月初七日又奏称：“有伪宫婢者，系黄姓女子，即手埋逆尸者也，臣亲加讯问。据供，洪秀全生前，经年不见臣僚，四月二十七日因官军急攻，服毒身死，秘不发丧。而城里群贼，城外官兵，宣传已遍，十余日始行宣布。”根据上述资料，大多史家认为洪秀全系“服毒自杀”。郭廷以说洪秀全之死，“以服毒说为近真”；简又文在《太平天国全史》中指出，洪秀全自杀是“事实”；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根据《李秀成自述》内容，认为洪秀全“四月十九日(天历，即1864年6月1日)服毒逝世”。但当时的学者对洪秀全自杀说，已有一定程度的怀疑。 

洪秀全故居位于广州市花都区新华镇大布乡官禄村，是洪秀全成长、耕读和从事早期革命活动的地方。原故居于金田起义后被清军焚毁。1961年，广州市文物考古队发掘出房屋墙基，重建。建筑为泥砖瓦木结构，一厅五房，六间相连，坐北向南，东西宽16.5米、南北深5.5米，每间房子约13平方米。西端第一间为洪秀全夫妇住房，室内陈设简陋，仅有床、桌子和凳子。第二间房子正面挂洪秀全太祖洪英纶夫妇画像，画像有洪秀全的亲笔题诗。

1988年1月，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纪念馆周围环境优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