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沣

光绪九年（1883年）正月初五日，载沣出生于北京太平湖醇亲王府内，为醇贤亲王奕譞之第五子，母侧福晋刘佳氏。其二兄载湉入继咸丰帝为嗣，继承同治帝入承大统，是为光绪帝。

光绪十六年（1890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袭封醇亲王。光绪二十年（1894年），全家移居什刹海后海北河沿醇亲王府（北府）。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正月，授阅兵大臣。五月，授头等专使，赴德国为庚子德国驻北京公使克林德被杀一事进行道歉。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春，他刚满二十岁，就被任命为随扈大臣。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春，受命管理对守卫京城负有重要责任的健锐营事务。同年秋任正红旗满族都统。他的亲王爵位是超品级的，而这时他的官职也已经达到一品大员了。但是，这些还都只是重要的武职，此时他并没有直接参与管理军国大事。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五月，授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 从此他成为“掌军国大政以赞机务”、 “军国大计莫不总揽”的最高机密机关的领导成员之一，同以前临时奉命出使和出差，或者只管某一部分工作的情形大不相同了。显然，“学习行走”，慈禧有意让他进入辅佐自己决策大计的军机处去锻炼一个时期。就在载沣二十四岁这一年的秋天，慈禧又给了他西苑门内骑马的优赏。到了冬天，他又得到了穿嗉貂褂的恩遇。这些本来都是皇帝表示体恤臣下，给与年老体弱的大臣的尊崇，如今却给了一个年轻人。这实际上是要进一步提升的准备和暗示。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正月，任军机大臣。十一月，光绪与西太后同时病危。西太后在福昌殿病榻前，召见了军机大臣载沣、张之洞和世续等人，商议立嗣。慈禧之意是立三岁的溥仪为帝，由其生父载沣为监国摄政王。 

宣统二年（1910年），载沣遭到汪精卫等的密谋暗杀，不过暗杀被发现未取得成功。 

宣统三年（1911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一声炮响，革命风暴立即波及全国，清廷已是岌岌可危。载沣在走投无路之际，不得不重新估计形势，认为：“不用袁世凯指日可亡，如用袁世凯或可不之。十一月一日宣布解散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为总理内阁大臣。至此，载沣将军政大权全部拱让给了被他罢斥回籍的袁世凯。

不久，卸任的前监国摄政王载沣，以醇亲王的名义退归藩邸，结束了他短暂且备受煎熬的三年当国生涯，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之后不久，清廷的一切自卫堡垒，尽自行撤毁，只留下一个孤儿，一个寡妇，再无能力抵御袁世凯的操纵与欺诈。

1912年二月十二日，隆裕太后颁布清帝退位诏书，宣统帝溥仪宣告退位。 

清帝逊位后，载沣生活很低调。他从不参与复辟活动，只求维持对皇室的优待条件和保持现状不蔓不知足矣。

在“张勋复辟”的闹剧中，载沣表现得极不热诚，从头至尾都未参与，而是冷眼观看了这一幕只有12天的复辟丑剧。日后溥仪潜往东北，载沣独认“凶多吉少”持反对态度。

溥仪到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后，曾多次要他全家搬去，把前景说得一片光明，日方代表也屡次来劝说他迁往长春，而载沣总是忧心忡忡，缺乏信任感，甚至一直把最小的儿子溥任，最小的女儿韫娱、韫欢留在身边不放。他认为全家去东北是愚蠢的，一旦陷入圈套，必将落得任人宰割的下场。

新中国成立后，于1951年安详地病逝于北京醇王府。 

载沣是光绪帝的三弟，三岁的儿子溥仪做了皇帝，他自然而然成了摄政王。一方面，由于之前袁世凯曾出卖过他的二哥光绪帝，令他对袁世凯有一种切齿的恨；另一方面，由于当前袁世凯位高权重，大大威胁着他三岁的儿子溥仪做皇帝。基于这两点，载沣决定除掉袁世凯。 

载沣执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罢黜袁世凯。当时全国有战斗力的军队的军权几乎都掌握在汉族将领手中，袁世凯掌管着北洋新军，形成尾大不掉之势。载沣鲁莽地以袁世凯有“足疾”为由，解除袁世凯的一切官职，让他回籍养病。 

罢袁事件后，载沣依照出使德国时亨利亲王的赠言，效法德国，开始紧锣密鼓地采取一系列军事措施，加强清皇室对全国军事力量的控制。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二月，载沣下令编练禁卫军，作为直隶摄政王的亲军；裁撤近畿各省的新军督练公所，命近畿各省新军均归陆军部统辖；成立军谘府以执掌军事行政；成立海军部以建设海军；设立贵胄学堂，专收满人，培养高级军事人材。

宣统元年（1909年），他代皇帝任全国陆海军大元帅，宣布统一全国军政大权；任用满人载泽、毓朗、善耆等掌握建立新军事务；任命桂良、风山为江宁、广州将军，荫昌为陆军大臣。他又委派胞弟载洵、载涛分赴欧美各国考察陆海军。两人回国后，载洵为海军部大臣，载涛为军谘府大臣，并代载沣统帅禁卫军。载沣所任用依靠的这群人，无一不是清朝亲贵、虽无能但权欲极重的庸才。

载沣的这一套亲贵揽权的做法，其目的不外乎是为了巩固清室江山，加强皇室地位，并排挤压制汉族官员。更恶劣的是这些亲贵把持政柄之余，各立门户，结党营私，使清末政局更为混乱；而袁世凯虽然被罢黜，但北洋新军是他一手培养的，他的个人势力根深蒂固，在老家“养病”的袁世凯表面故作清闲，实际上密切关注着政局走向；随时准备东山再起。 

面对越来越严峻的国内革命形势，清统治集团内部立宪组阁的呼声越来越高。有鉴于此，载沣于宣统元年（1909年）二月，下诏重申预备立宪，令各省“切实筹办宪政”，务必在当年成立谘议局，这种致力立宪的姿态，使一部分立宪派对载沣及宪政产生了极大的幻想，纷纷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投身于各省的宪政运动中。

宣统三年（1911年）四月，载沣以监国摄政王的名义任命庆亲王奕劻为第一届内阁总理大臣，组织责任内阁，而将原有的军机处及旧内阁均予裁撤，以显示实行宪政的决心。但好景不长，五月八日清政府出笼的新内阁名单人选，皇族和旗人占了大半，这个内阁被人们指斥为“皇族内阁”。彻底揭开了“宪政”的虚伪面目。 

祖父：清宣宗爱新觉罗·旻宁

祖母：庄顺皇贵妃乌雅氏

父亲：醇贤亲王爱新觉罗·奕譞

嫡母：醇贤亲王嫡福晋叶赫那拉·婉贞

生母：醇贤亲王二侧福晋刘佳氏

庶母：醇贤亲王大侧福晋颜扎氏

醇贤亲王三侧福晋李佳氏

嫡福晋：瓜尔佳氏，闺名“幼兰”，慈禧太后的心腹重臣荣禄之女。因受到端康太妃训斥，而服毒自尽。

侧福晋：邓佳氏，名号不详。十八岁时和载沣结婚。

长子：爱新觉罗·溥仪（1906年—1967年），

次子：爱新觉罗·溥杰（1907年—1994年），

三子：爱新觉罗·溥倛（1915年—1918年），

四子：爱新觉罗·溥任（1918年—2015年 ）

长女：爱新觉罗·韫媖（1909年—1925年），

次女：爱新觉罗·韫龢（1911年—2001年），

三女：爱新觉罗·韫颖（1913年—1992年）

四女：爱新觉罗·韫娴（1914年—2003年），

五女：爱新觉罗·韫馨（1917年—1998年），

六女：爱新觉罗·韫娱（1919年—1982年），

七女：爱新觉罗·韫欢（1921年— 2004年）

作为权倾一时的末代王爷，载沣的一生既是幸运的，又是不幸的。幸运的是他年少就承袭醇亲王爵，一路官运亨通，20岁就监国摄政，又贵为宣统帝之生父，可谓是手握王爵，口含天宪。但不幸的是他生在风雨飘零、激烈动荡的清朝末年，在执政的三年里，他多灾多难。这三年，是他

一生最遭难的时期。清朝皇族中很多人认为他庸碌无能，只是一个窝囊书生，毫无政治才能，不配做摄政王，大清的江山断送在他们兄弟父子手中。这过于偏颇。“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清廷倒台的历史责任，非载沣一人能承担。面对清皇室气数已尽、回天乏术的局面，即使是一位资质甚佳、政治经验老到的政治家也很难力挽狂澜，更别说从政历练不足、缺乏魄力、能力有限的载沣。在晚清这种急剧嬗变的复杂环境中，载沣虽不能挽救清廷倒台的命运，但也能迅速看清形势，较识时务。他辞去摄政王之职，从此不再过问政治，不参与遗老遗少的复辟活动。他所追求的是一世无忧、恬静安逸的普通人生活。也难怪他在解除摄政监国职务的那天回到醇王府，一脸轻松地对福晋瓜尔佳氏说：“从今天起，可以回家抱孩子了!”因为从此后，他可不再忧虑朝中大事，不再受隆裕和权贵的挟制而安享余年。他的后半生平平安安，无病无灾，比起他的胞兄光绪帝载湉及其子宣统帝溥仪来说，或许可以算是幸运多了。 

周恩来曾对载沣作出过公正全面的历史评价：①载沣是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之下，身不由己地被慈禧临终推上监国摄政王的高位的。其实，不是因为载沣适合做摄政王，慈禧才选了他。而正是因为他不适合，慈禧才选他的。这个历史责任不能由载沣来负担。②载沣在辛亥革命爆发后主动辞去监国摄政王的职位。他后来也没有主张对革命进行武力反抗，也没有站出来反对宣统皇帝“逊位”。这些表现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和人民的意愿，客观上有利于革命。还说；到了民国以后，贵族和遗老中有人不遗余力地进行复辟大清王朝的活动，但载沣却始终没有积极参与。这一点也是难得的。③载沣后来作为一个平民，作为溥仪的父亲，如果他移住长春去依靠他的儿子，在人情上是说得过去的。这同溥仪去当“皇帝”是不同的，同溥杰等人为“满洲国”效力也不一样。但他毕竟是一位政治家，是一个反对分裂祖国的爱国者。他在日伪的统治下没有屈从日本人的一再劝诱，坚持不去东北，在政治上同“满洲国”划清了界限。在这件事情上，他充分表现了民族气节，政治胆识和魄力。这是他晚年的最大成功。④到了民国时代，载沣还一直在王府里坚持实行前清的旧礼，好象是要永远坚持下去。但是到解放以后他就把它全取消了，这是他思想开通进步的表现。⑤载沣的国学底子很深厚，又是清朝末年到民国、到日伪时代历史的活见证，他如果能够有更长的寿命，一定会对文史研究做出很好的贡献。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一个艰巨的任务落在他头上——出使德国，为庚子年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事件向德国皇帝赔礼道歉。

克林德之死被西方史学界普遍认定为导致八国联军入侵的导火线。克林德是出生在德国波茨坦的贵族，在1881年进入外交部门并被派往中国之前一直是个军人。来华后，他曾任驻广州和天津等地领事，1889年回国；之后在美国和墨西哥任职，并娶了美国妻子。1899年4月他回到中国，升任驻华公使。此人性格粗暴，自以为是。当时，义和团运动席卷华北，北京城的局势已经相当紧张，而克林德不顾其他国家公使的劝阻，坚持孤身前往总理衙门交涉，在路上与清军发生冲突而被杀。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为克林德事件大为震怒，在为派往中国的大军送行时要求士兵们毫不留情地教训中国人。德国军队抵达中国时战争早已结束，北京已经在联军的占领之下，但德军依然对北京及周边地区进行了残酷的扫荡。在八国联军逼迫下签订的《辛丑条约》，第一款就是清廷派醇亲王载沣赴德国道歉，并在克林德被杀地点修建一座品级相当的石牌坊，为德国人“涤垢雪侮”。

这显然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差事：硬不起，软不得，搞得不好还会被人骂为汉奸，或被德国人找茬。作为大清国第一个出访西洋的亲王，18岁的载沣却展现了与其年龄不相符的成熟，有理、有利、有节，他得知德皇让他跪拜后毅然拒绝，坚持大义，让本想侮辱中国的德皇对他也称赞有加。德国人认为他“慎重外交，不辱君命”。载沣还主动谢绝了国内各级官员所预备的高规格迎送礼仪，其简朴作风赢得在华西方外交官和国际舆论的一片赞赏。

载沣把一次谢罪之行转变成了18岁年轻人的游学考察，所到之处，无论军校、军火企业、博物馆、电机厂、造船厂，“举凡外洋风土人情，随地随时留心考察”。在王公不得轻易离京的清朝体制下，载沣得以大开眼界，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大开眼“戒”——在日后掌舵中，他表现出了祖先们无法想象的宽容和豁达。

早在载沣出使德国之前，美国驻华公使康格就曾经发出邀请，要求他出使时顺道访问美国，以促进两国友好。载沣认为“于势不能不允”。他又曾预料到，其他国家也可能会提出同样的要求，觉得都不便拒绝。因此他曾经奏请西安行在，给以方便，允许他不必一一请示，从权答允。果然不出所料，后来日本、比利时等国也提出了同样的邀请。

然而载沣认为访问太多也不可能，打算只访美、日两国。但西安行在却在9月18日下谕说，在德国办完了事情就直接回国，连美国、日本也不去了。

这件事在当时曾经引起中外舆论界的纷纷猜测，弄不清是什么用意。后来忽然有外电传说：光绪皇帝年已三十，结婚多年而并无后嗣，而且体弱多病。因此慈禧皇太后和光绪皇帝都在为将来皇位的继承问题而担忧。他们急于让载沣回国完婚，生子继承帝位。

这种传说当时似乎是解除了人们心中的疑团，其实细想起来，却是颇为牵强的。即使慈禧果真已有这样的计划，而结婚生子却并不是那么急如星火的事情，并且事实上载沣回国后也没有马上结婚，而是在第二年的秋天才结婚的。当时如果再多走几个国家，结婚也不会受到影响。

慈禧下令载沣很快回国，表面上还有一条理由，就是载沣在德国不服水土，饮食减少。但这也不是主要的。决定性的因素在《西巡大事记》上有明确的记载，慈禧怕得罪德国。因为德国方面强调亲王道歉是“专程”而去的，如果绕道他国，就被认为“有违专诚之意”。慈禧急召载沣归国，实在是德国对清廷施加压力的结果。

在载沣出使中，人们发现了他，便把扭转大清败局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他回国了，人们又把继承帝位的希望也寄托在他的身上。这反映了一种并不美妙的现实情况，在庞大的皇族中实在难以找到足以寄托希望的人。

我们如今实在难以找到根据，来证明当时慈禧就已经下定了决心，让载沣未来的儿子接替皇位。但外面所传慈禧让载沣结婚，却决不是毫不沾边的无稽之谈。可以肯定的确凿事实是：慈禧要指定载沣同他的宠臣荣禄的女儿瓜尔加氏结婚，这时已经做出了最后的决断。

载沣匆匆回国，于1901年11月3日到达上海。11月9日登轮北上，15日到天津即乘火车入京。他于12月10日受到自西安返京途中驻跸开封的慈禧的接见。慈禧并赐膳表示慰劳。12月12日慈禧又一次召见载沣。12月14日两宫自开封启銮北上，1902年1月3日抵达保定，驻跸四天。太后乘在保定暂住的机会。向载沣宣布了指定他同瓜尔佳氏结婚的懿旨。

中国一方面已经沦为饱受列强欺凌的半殖民地，另一方面又受到慈禧的极其严密的封建统治。这就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国人民所面临的，也是载沣所面临的历史现实。这个现实给亿万中国普通人民所带来的是无穷无尽的灾难。就连载沣这样一位显达的贵人，也无法摆脱这个现实的影响。最明显的事实是，他的婚姻先后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君主这两种强暴势力的破坏和干扰。

原来他早先就已经订好了一门亲事，那姑娘自然也不是普通平民，而是出自满洲的贵族之家。1900年八国联军进占北京，烧杀掳掠，奸淫妇女，无恶不作。为了逃避外国兵的污辱，北京有不少贵族和官员的家庭满门自尽。这位姑娘一家也殉难了。后来载沣的生母刘佳氏又亲自主持，给儿子订好了第二门亲事，并且已经放了大定，只待选择吉日迎娶过门了。这次订婚虽是按着封建的老办法由载沣的母亲作主的，而载沣本人却对那姑娘十分中意。但是，霸道的慈禧为所欲为，可以无视那些封建礼法，不顾一切人情常理。她从个人的私利出发，为了达到一举而控制和笼络两个显要家庭的政治目的，悍然毁弃了人家既定的婚约。刘佳氏为此气得精神失常，背地里千遍万遍地咒骂慈禧，明面上却是敢怒而不敢言。载沣本人极感突然，他对太后的这种做法并不满意。然而太后指婚是极大的荣耀，决无拒绝或谢辞的道理。载沣更缺乏谢辞的勇气。他接受了太后的旨意，连连叩头谢恩。

1902年秋九月，十九岁的载沣，遵照慈禧的旨意，同比他小一岁的瓜尔佳氏，举行了隆重的、介乎皇子和亲王之间的高规格的婚礼。

皇子婚仪的全部过程是相当复杂的。第一步是指婚，并且指定筹办婚事的大臣和命妇。这大致相当于婚事筹办委员会。第二步是向未来福晋的父亲传旨。接旨的人身着礼服进宫，到乾清门，面向北下跪，传旨的大臣面向西宣读指婚的谕旨。接旨的人三跪九拜退下礼成。第三步是皇子亲临福晋家行文定礼，下一步是福晋家在迎娶的前一天将妆具送陈皇子宫中。这以后才是奉迎新妇、合卺、设宴、新夫妇朝见帝后，九日归宁等礼。

载沣作为亲王，结婚本与皇宫无关。但因是太后指婚，所以一切礼仪也就更加完备，而接近皇子结婚的规格了。慈禧对这件婚事十分满意，对双方的赏赐都极为丰厚。

在清朝遗族中，载沣是一个能较快接受新事物的人。他是遗老遗少中最早剪去辫子，安装电灯电话、穿西服、买汽车的人物之一，这也许与他出使德国，接受过新思想有关。他的这些举动，自然引起一些守旧的王公大臣们的不满，甚至有人骂他“忘本”，但也有人称赞他开明。一些皇族的后代受他的影响，改变了旧的生活方式。载沣对天文学有浓厚的兴趣。每有月蚀或日蚀出现，他都要作仔细的观察并绘成工笔图形，记入日记，他也喜好数学，更喜爱照像，认为自己并不是一个固步自封的人。 

载沣为人宽厚，对亲对友从来都以诚待人，谦虚和蔼。载沣虽在政治上不如意，但在待人处事上却较为成功。载沣讷于言词，说话甚少，与亲友兄弟们在一起时，总是一位沉默的旁听者。他最讨厌应酬与交际，凡是来醇王府的人，无论呆多久，他一般不轻易留饭，照例是淡淡漠漠、敷敷衍衍的。即使是对待自己的亲戚本族的庆吊大事，他也只是露露面，寒暄几句，便赶忙起身告辞，留下其他人哭笑不得收拾残局。

载沣的一切行动准则，概括地说，就两个字——“照例”。无论什么季节，他的饮食、穿戴、发式，甚至有病吃什么药，下人都不用请示，因为他们知晓，王爷的回答一定还是照例。在肩负国家重任，手握王权时，载沣是如此，遵循旧制——“照例”行事，不越雷池半步；对王府的生活开支费用，他也是如此，“照例”不闻不问，府中一切大小事物皆由其母刘佳氏管理。在这种平淡无奇的日子里，载沣倒也安逸平和，无忧无虑。可是在1925年正月，醇王府发生了一件很不寻常的事。事情来得突然，时间也很短暂，但如迅雷不及掩耳，引起王府上下极大震动。

在一个漫天飞雪、人鸟寂静的上午，孙中山先生突然造访醇王府。一位革命领袖访问一位被革命推翻的皇族权势人物，这在当时多么令人不可思议。然而，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孙中山竟然对被人斥为窝囊废、书呆子的庸碌王爷夸赞表扬了一番。

他认为载沣在辛亥革命中辞去摄政王，是爱国的，有政治远见的行为；载沣能把国家和民族利益摆在前头，而把家族利益放在一边，是难能可贵的。他又表示，深知载沣从戊戌政变中就看透了袁世凯，本来要决心除掉袁贼，只是因局势演变复杂，掣肘限制太多，力难从心。并且孙中山对载沣在“逊位”后态度冷静，不问政治，不参加复辟活动，予以充分肯定。

孙中山先生访问载沣之事，不仅宾主尽欢，还留下一张富有历史意义的照片，照片后有孙中山的亲笔题字：“醇亲王惠存，孙文赠。”在分手之时，两人本约好下一次载沣回访孙中山先生。但不幸的是，一个多月以后，传来了孙中山先生逝世的消息，全府上下陷入了悲痛之中。载沣将那张珍贵的合影照片供在书房里，围上素色白花，焚香蒸秉烛，虔诚地祷念早逝的一代伟人……此后，载沣在中国政治舞台上销声匿迹，在王府贻养天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