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父

造父，嬴姓，

伯益的后代，蜚廉四世孙，中国历史上著名善御者。传说他在桃林一带得到8匹骏马，调训好后献给周穆王。周穆王配备了上好的马车，让造父为他驾驶，经常外出打猎、游玩，有一次西行至昆仑山，见到西王母，乐而忘归，而正在这时听到徐国徐偃王造反的消息，周穆王非常着急，在此关键时刻，造父驾车日驰千里，使周穆王迅速返回了镐京，及时发兵打败了徐偃王，平定了叛乱。由于造父立了大功，周穆王便把赵城（今山西洪洞）赐给他，自此以后，造父族就称为赵氏，为赵国始族。几十年后，造父的侄孙非子又因功封于犬丘，为之后秦国始祖。

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乐之忘归。徐偃王反，穆王日驰干

里马，攻徐偃王，大破之。乃赐造父以赵城，由此而为赵氏。”（见《史记·赵世家》）。

“太几生大骆，大骆生非子，皆以造父宠，蒙赵城，姓赵氏。”（见《史记·秦本纪》）。

根据《姓纂》记载：“帝颛顼伯益嬴姓之后，益十三代至造父，善御，事周穆王，受封赵城，因以为氏。”

造父是因有祖父孟增的功德，成为周穆王的亲信随臣。造父与周穆王的岁数相近，都爱收养天下名

马，擅长狩猎。周穆王封造父为御马官，专管天子车舆。造父游潼关得骏马六匹，并知潼关东南山中的桃林产天下名马。当时，周天子车乘的八匹骏马，需品种统一，毛色无杂。造父得六匹名马，若献给周穆王，还少两匹。若留为已用，其品种又都优于穆王车乘之马，自感不安。于是，造父向穆王奏明原委，决定亲自入桃林寻良马，补足八匹，送给穆王。

周穆王看见已得的六匹良马，确实是天下之冠，便催促造父尽快寻良马，以换新乘。据《史记·赵世家·正义》记载：桃林之地，“广阔三百里”，树木参天，遮天蔽日，捕获千里良驹，实为困难。造父在桃林之

中，风餐露宿，入蛇蟠之川，闯虎穴之沟，终于获良马两匹，合原六匹为二乘（天子车为二乘，一乘马四匹），以作奉献。周穆王万分喜悦，立即换新舆 ，并赐造父亲捕的两匹良马，名为“骅骝”、“騄耳”。造父所献的马,均为千里驹，周穆王对造父更是宠爱。有一天，召造父同乘，出都城丰镐（今陕西西安市），纵马西行，不一会，随行卫队，远远地甩在身后，不见踪影。君臣二人，乘兴扬鞭催马，，半日就到了西城。第一次看到这里地广人稀，山川壮丽，景色古朴，大异于关中。加之,珍兽猛禽遍地，顿生狩猎之心，都积极追禽赶兽，很快狩猎获珍兽猛禽满车。这时，天色已晚，无法辨别归途，便决定在西域找住处，寄宿一夜。二人驾车，任凭良马缓缓而行。良马识途，千里驹通神灵，不知不觉就到了难于觅见的仙境——西域瑶池，得到西王母的热情接待。

传说西王母，是容貌绝世，能唱歌谣的神女。周穆王很多天与西王母在瑶池上饮酒唱和，尽情欢娱，乐而忘归，国都不见君主回来，朝纲逐衰，酿成徐偃王之乱。

徐偃王是夏朝封国，徐国君之后。据《括地志》载：“大徐城在泗州（今江苏宿迁东南）县北30里，古之徐国也”。徐偃王见周穆王与造父驱车西狩不归，趁朝纲松懈，自认为叛乱之谋，时机已到，便举兵反周，一时势不可挡。

周穆王自入瑶池，与西王母同乐,早已忘却归朝之事。造父忽见千里驹，性躁不安，料知必有事变。于是，放

出一骑，任其飞驰而逝。恰巧，放出之骑，领来周王侍队入瑶池。该侍队已寻找周穆王多日，见千里驹，才知瑶池方位。周穆王得知徐偃王叛变的消息，才知自己已险失其国。立即告别西王母，登舆回朝。造父自任舆驾，八匹千里驹，如龙腾飞云，神速似的回到京城，使徐偃王遂不及防，徐军传闻周穆王，乘八龙驾云而归，一夜之间，士兵逃亡近半。次日，周穆王率大军攻打徐偃王,大破之。

周穆王为了表彰造父在此役中所建的救国安邦之功，赐造父以赵城为邑（今山西洪洞县赵城镇）。赵氏由此得姓。因此，造父是天下赵姓的立姓始祖，又是血源始祖。

原文：

造父之师曰泰豆氏。造父之始从习御也，执礼甚卑，泰斗三年不告。造父执礼愈谨，乃告之曰：“古诗言：‘良 弓之子，必先为箕；良冶之子，必先为裘。’汝先观吾趣。趣如吾，然后六辔可持，六马可御。”造父曰：“唯命所从。”

泰斗乃立木为涂（通‘途’），仅可容足；计步而置，履之而行。趣步往还，无跌失也。造父学之，三日尽其巧。

泰斗叹曰：“子何其敏也！得之捷乎！凡所御者，亦如此也。曩（读音nang三声，以往）汝之行，得之于足，应 之于心。推于御也，齐辑乎辔衔之际，而急缓乎唇吻之和，正度乎胸肊（同‘臆’）之中，而执节乎掌握之间。内得于 中心，而外合于马志，是故能进退履绳而旋曲中规矩，取道致远而气力有余。诚得其术也，得之于衔，应之于辔；得之 于辔，应之于手；得之于手，应之于心。则不以目视，不以策驱，心闲体正，六辔不乱，而二十四蹄所投无差；回旋进 退，莫不中节。然后舆轮之外可使无余辙，马蹄之外可使无余地；未尝觉山谷之崄（同‘险’），原隰（读音xi二声，低矮湿地）之夷，视之一也。吾术穷矣，汝其识之。”

译文：

造父是古代的驾车能手，他在刚开始向泰豆氏学习驾车时，对老师十分谦恭有礼貌。可是3年过去了，泰豆氏却连什么技术也没教给他，造父仍然执弟子礼，丝毫不怠。这时，泰豆氏才对造父说：“古诗中说过：擅长造弓的巧匠，一定要先学会编织簸箕；擅长冶金炼铁的能人，一定要先学会缝接皮袄。你要学驾车的技术，首先要跟我学快步走。如果你走路能像我这样快了，你才可以手执6根缰绳，驾驭6匹马拉的大车。”造父赶紧说：“我保证一切按老师的教导去做。”

泰豆氏在地上竖起了一根根的木桩，铺成了一条窄窄的仅可立足的道路。老师首先踩在这些木桩上，来回疾走，快步如飞，从不失足跌下。造父照着老师的示范去刻苦练习，仅用了3天时间，就掌握了快步走的全部技巧要领。泰豆氏检查了造父的学习成绩后，不禁赞叹道：“你是多么机敏灵活啊，竟能这样快地掌握快行技巧！凡是想学习驾车的人都应当像你这样。从前你走路是得力于脚，同时受着心的支配；就必须掌握好缰绳和嚼口，使马走得缓急适度，互相配合，恰到好处。

你只有在内心真正领会和掌握了这个原理，同时通过调试适应了马的脾性，才能做到在驾车时进退合乎标准，转弯合乎规矩，即使跑很远的路也尚有余力。真正掌握了驾车技术的人，应当是双手熟练地握紧缰绳，全靠心的指挥，上路后既不用眼睛看，也不用鞭子赶；内心悠闲放松，身体端坐正直，6根缰绳不乱，24只马蹄落地不差分毫，进退旋转样样合于节拍，如果驾车达到了这样的境界，车道的宽窄只要能容下车轮和马蹄也就够了，无论道路险峻与平坦，对驾车人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这些，就是我的全部驾车技术，你可要好好地记住它！”泰豆氏在这里强调了苦练基本功的极端重要性。要学会一门高超的技术，必须掌握过硬的基本功，然后才能得心应手，运用自如。学习驾车如此，做其他任何事情也都应当这样。

信使造父

周朝的第五代王周穆王和西王母在公元前993年的会面，与一个人干系重大。这个人就是周穆王的御者造父。

造父的祖先中，有数人都是御者。到了蜚廉和恶来，父子俩在殷纣王（帝辛）的朝廷中同朝为官。《史记·秦本纪》载：“恶来有力，蜚廉善走。”恶来力大无穷，容易理解，而蜚廉的“善走”是一项什么本领呢？不由人不联想起夸父，夸父也是“善走”，甚至“善走”到能逐日的地步。但不同于夸父的是，夸父为的是测量大地，蜚廉却应当是信使，替纣王传递消息。因为“善走”，消息传递得及时，因此蜚廉又称“飞廉”———飞行着的蜚廉。至此，造父家族的两大传统本领就显现了出来：御者和信使。而如果要做一个称职的信使，毫无疑问也必须是一个称职的御者，因为“善走”不是步行，而是对马匹的驾驭能力。所以，

御者和信使其实是合二为一的，即御者必为信使。造父显然继承了家族这一传统，一身而兼御者和信使之职。同时，这一职位也造就了中国史上一

西王母与周穆王

个著名的词———“御用”。御用，即用于御，用为王的御者，为王前驱。揣想之下，御者不免寂寞，尤其是在长途奔波的野外，即不免发为歌，发为言，发为牢骚：我为王前驱，牺牲了妻子的温柔，牺牲了抚养孩子的义务，王啊，你为何仍然对我这样浇薄？为何一直不升我的官，只赐我一个“弼马温”的空名？言为心声，积之日久，纯粹干体力活儿的御者慢慢就转变成了“御用文人”。周穆王继位时，已五十岁了。他的江山并不稳固，总有人，尤其是殷商遗民，觊觎周朝。造父以信使的身份，和“西王母之邦”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并在周穆王和西王母之间，为二者互通款曲。因此，即使周穆王和西王母素未谋面，但通过造父为中介，彼此想必早已了解、熟悉而倾心———一方是中原大国权倾天下的父系男王，一方是西陲存国一千多年、神秘的母系女王，英雄美女，惺惺相惜，虽然周穆王时已六十余岁，西王母也未必明眸皓齿。

于是周穆王大喜，以为善策，遂于十六年（前992年）封造父于赵地，转年十七年（前993年），命造父驾八骏之车，西征昆仑丘，见西王母。

西王母知道今生相聚无望，于是硬下心肠，成了一位女王的尊严：我所居住的西土，虽然虎豹为群，乌鹊与处，可我是天帝的女儿，要守住这天帝赐予的土地，不能随便迁移。如今为了你的人民，你又要离开了，虽然吹笙鼓簧，可是我的心却像空了一样，飘飘荡荡，没有定所。你的使命是上天的瞻望，也好自为之吧。至此，两人等于诀别。而西王母超出周穆王一倍的歌唱，凄婉动人。无可奈何花落去，却没有似曾相识燕归来；那只似曾相识的燕子（玄鸟），也因商的灭亡变成了逍遥的传说。

至于造父，以其御者和信使的传奇经历，变成了一颗明亮的恒星：中国天文学界以“造父一”命名著名的仙王座δ星，与类似的脉动变星一起，因此统称为造父变星。

根据《姓纂》记载，赵姓的由来是这样的：“帝颛顼伯益嬴姓之后，益十三代至造父，善御，事周穆王，受封赵城，因以为氏。”

由此可见，最初以赵为姓的人，是颛顼帝的子孙造父，他以善于驾御，于周穆王的时候，得到了赵城这个地方为封地，就以封地的名称做为自己家族之姓，而世代相传下来。当时的赵城，这个家族曾繁衍到天水（今甘肃省）、南阳（今河南）、金城（今甘肃）、下邳（今江苏）、颍川（今河南）一带。 这是赵姓的由来。而这个家族，从一开始便十分显赫，在春秋时代，自从赵衰辅佐晋文公定霸，赵氏子孙就世代为晋国的大夫，权倾当朝。 到了春

秋末期，也就是周威烈王的时候，赵家的权势更大，进一步与同为大夫的韩家和魏家瓜分了晋国，而分别自立为一个诸侯，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三家分晋”。后来，赵国的国势越来越强，成为战国七雄之一，其都城设在晋阳，也就是现在山西省太原县的北面。由此可见，后来才逐渐移居他处，“五百年前是一家”，以姓赵的人来说，如果像这样认真的推溯，又岂止是500年而已？

在历史上，姓赵的人真是名人辈出。早期最负盛名的，是战国时代的平原君赵胜。 再如，在汉朝建立了屯田制度的营平侯赵充国；唐代被大文豪韩愈聘为士子师的“天水先生”赵德。到了宋，黄袍加身的赵匡胤，那是更不必说了。还有以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宋朝名相赵普；以及元代鼎鼎大名的大书画家赵孟頫等等，都是足以使赵氏子孙引以自傲的伟大历史人物。

造父的一支后裔，以訾辱为姓。

《潜夫论·志氏姓》中记载：“訾辱氏，赵嬴姓也。”

临汾市文物局在洪洞县赵城镇北街发现了一通明代嘉靖（公元1522年—1565年）年间的古石碑。经中国先秦史学会副理事长沈长云教授考证，此碑的再现，为洪洞县古老赵城的历史增添了有力的实物佐证；是研究赵氏的来历、赵氏祖先的身份以及我国姓氏文化等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

料，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价值。

此古石碑高1.6米，宽0.73米，厚0.23米。碑体虽经历了五个世纪风雨剥蚀，但大部分文字仍然可以辨别清楚。碑额题为 “名宦乡贤行略”。碑文分两栏，上栏首列造父，然后从右至左分别为：简子、豫让、蔺相如、樊哙、纪信、马遂、宗泽、徐毅、庄钦祖10人。碑中年代，从“大明嘉”后缺损，应为嘉靖。立碑者为县署教谕强自省。据《赵城县志·学校》载：“中为大成殿，殿左右为东西两庑，前为戟门，门外为名宦乡贤二祠，明嘉靖间教谕强自省建。”此碑应为建设名宦祠和乡贤祠而立。强自省于公元1534年从赵城县教谕调任芮城县知县，因而此碑应在1533年之前立，距今大约470年。碑文还记录了强自省建设名宦乡贤两祠的原由：“祀名宦乡贤为赵邑缺典，余甚歉然。乃考洵得数人实行请祀于都台许公……故口书以口事刻之石。”碑文名宦一栏中造父下的小字为：“周臣，以善御有功封於此邑。”名宦之下乡贤一栏，还有凌文质等8人。此古碑出世，为论证天下赵氏地望所在及临汾打造根祖文化又增添了一道新的物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