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恒

刘恒是汉高祖刘邦的第四子，母薄姬。 她是吴（今江苏）人，秦末，初为魏王魏豹妾。楚汉战争初期，魏豹附汉而又叛汉，乃为汉将韩信、曹参败俘后被汉将周苛所杀。因之她也成了俘虏，不久被送入织室织布。后刘邦见薄姬有些姿色，就纳入后宫。高祖五年（前202年）她生下刘恒。

高祖十一年（前196年），刘邦在亲征平定代地陈豨的叛乱后，就立八岁的刘恒为代王 ，都于晋阳（今山西太原）。 其后刘恒在他就藩代地的十五年间，与民休息，发展生产，恭俭作则，代地由是大安。这为他即位后的施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西汉高后八年（前180年），吕后去世，刘邦的旧臣陈平和周勃携手诛灭了吕氏势力，然后商议由谁来继承皇位。因为他们觉得当时吕后立的小皇帝刘弘不是汉惠帝的后代，不符合皇位继承的法统。最后，他们相中了宽厚仁慈名声较好的代王刘恒。于是派出使者去接刘恒赴长安继承皇位。刘恒见到使者，开始并不是很高兴，相反这使他起了疑心，他的属臣们也意见不同，有的认为是一个阴谋，有的则分析说不会有假。刘恒决定用占卜来决定吉凶。结果达到一个“大横”的占卜结果，这个结果的意思是：大横所裂的纹路很是正当，我不久要即位天王，将父亲的伟业光大发扬，就像启延续禹的那样。占卜的人向他解释天王即是做天子，比一般的王要高一级。 于是刘恒决定入京即位

但为了以防万一，刘恒在向长安进发的过程中一步步小心从事，深怕中了计，丧命黄泉路。一是派舅舅薄昭先到长安探听虚实，二是离长安城五十里的时候，又派属下宋昌先进城探路。最后，小心的刘恒终于在陈平等众大臣的拥戴下平安地住进了未央宫，继承了皇位，是为汉文帝。 

因为得到皇位不易，刘恒即位后首先任命自己的心腹宋昌、张武负责守卫皇宫、京城，从根本上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然后，对于拥立他做皇帝的功臣们一一赏赐、封官晋爵，对于被吕后贬斥的刘姓王也恢复了爵位和封地，同时，对于跟随父亲刘邦开国的功臣们也分别赏赐、分封。这些措施使刘恒的帝位得到巩固 。

除了用拉拢的手段巩固权势外，打击重臣也是刘恒一项重要措施。这方面主要是对大功臣周勃的处理。周勃因为拥立刘恒有功，所以每次退朝后，出来时总是很骄横的样子，似乎也不把刘恒放在眼里。而刘恒对他更加有礼，经常目送他离去。有大臣劝说刘恒，不该对周勃这样重礼，有失君主的身份。从此，刘恒的神色变得越来越严肃，而周勃则越来越敬畏。周勃的属下及时提醒他：小心功高盖主，引火烧身。周勃如醍醐灌顶，猛然醒悟。于是辞去了右丞相（汉时以右为上，陈平当时是左丞相，相当于副职）的职务，刘恒很快也答应了。一年后，因为陈平谢世，刘恒又任命他做丞相，但仅十个月后，刘恒又以列侯归封国为借口免除了他的相职。当时，很多的列侯都住在长安，这给京城的粮食供应增加了很多负担，所以，刘恒就下诏命列侯到自己的封国去生活，即使朝廷恩准留在京城，也要将自己的儿子派到封国去。但很多人找各种各样的借口留在京城，这使刘恒很生气，便让丞相周勃带头做表率，免了他的丞相职务 。

在后来有人举报周勃在家常身披盔甲，有谋反之心，刘恒马上把他抓捕。周勃赶忙通过刘恒的舅舅薄昭向刘恒说明自己因惧祸才束甲，决无谋反之心的实情。刘恒在重新调查后，没有发现周勃谋反的事实，便释放了他。这和封建时代很多皇帝相比，刘恒做得确实很宽容 。

刘恒入京，仅带宋昌、张武等六人。刘恒即位后下定决心要尽快整合皇权体制，以恢复和加强国家政权的运转能力。 

①掌握军队

军权是最大的权，刘恒深谙此道，所以在他进入未央宫的当天夜里，就命令宋昌为卫将军，镇抚南、北二军；命张武为郎中令，巡察保卫宫中。有司衙门分别诛杀少后帝及其三个弟弟于他们自己的府第里。皇帝回到前殿，连夜颁布诏令，大赦天下。

刘恒知道自己在汉廷并无雄厚的政治基础，有的宗室认为他是“摘桃派”，仅仅是依靠一批老臣的拥戴而登上皇位的，他所面临的是不断壮大和日益骄横的诸侯王势力，所以他首要的任务是采取恩威并施的两手策略来巩固皇权。 

②封赏功臣

汉文帝即位之后，首先封赐诛诸吕有功之臣。刘恒前元年（前179年)十月，封周勃为右丞相，陈平为左丞相，灌婴为太尉，组成新的汉廷中央。随刘恒入朝的官员，有的官至列卿。 

除了保留旧有的诸侯王之外，汉文帝又立了一批新的诸侯王。同年十二月，立原赵幽王刘友之子刘遂为赵王；徙封原琅邪王刘泽为燕王。后来，又立刘遂之弟刘强为河间王；朱虚侯刘章为城阳王；东牟侯刘兴居为济北王；立皇子刘武为代王，又徙封为淮阳王，后徙封为梁王；封刘参为太原王；刘揖为梁王。

同年正月，即刘恒即位三个月后，根据群臣的建议，刘恒立长子刘启为太子。这样，自汉高祖以来，预立太子就成为汉家的定制。三月，立窦氏为皇后。 

由于汉王朝大力推行无为政治，对诸侯王势力的恶性发展，起了催化作用。诸侯坐大，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必然使刘氏宗室内部在皇权和王权的分割问题上产生了尖锐的矛盾，这个矛盾从刘恒即位后就开始激化了。刘恒三年（前177年），济北王刘兴居叛乱，首开王国武装反抗汉廷之先例。刘恒派兵镇压，叛军顷刻瓦解，刘兴居被俘后自杀。

只过了三年，淮南王刘长又举起了叛旗。但尚未行动，即被朝廷发觉。刘恒派人传讯刘长入京，罢去他的王位，将他发配蜀郡。途中，刘长绝食而死。

贾谊献策 两起叛乱虽被平息了，但汉初诸侯王势力的恶性发展，实际上已成为对抗中央朝廷的分裂势力。朝廷中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到了非从根本上解决不可的时候了。贾谊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 时年28岁的贾谊上《陈政事疏》（即《治安策》），提出两点：第一，亲疏不是主要问题，即同姓诸侯王不比异姓王可靠。第二，是强者先反叛，弱者后反叛，在这样的封国条件下，最后都是要威胁中央集权政权的。贾谊提出解决的办法就是“众建诸侯王而少其力”，即分割诸侯王国的势力，从而达到中央集权的目的。 

刘恒十分欣赏贾谊的《治安策》，然而，当时他正用心于稳定政局，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形势不允许他与诸侯王公开对抗。直到文帝十六年（前164年），齐王刘则死，无子嗣位，刘恒才分最大的齐国为六国。又封刘长的三子刘安、刘勃、刘赐等为王，将淮南国一分为三。贾谊关于众建诸侯的建议，至此才得以实施，但皇权和王权的矛盾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分权和集权的问题依然存在。由于刘恒对同姓诸侯王基本上采取姑息政策，所以导致了景帝时期的吴楚七国之乱。 

刘恒以秦亡为鉴，深知百姓生活之乐苦对政权安定的意义。其性又节俭，故在位时奉行黄老“无为而治”的政策。故曾因惜十家之财而罢建露台；因怜吏卒输送之劳而令列侯归于封国，不须留于长安奉朝请；借缇萦救父之事而下诏废肉刑；又诏罢天下田租。通过这一系列政策，汉朝的社会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文教大兴，国力日益强盛。

刘恒君臣躬行节俭、励精图治，最终开创“文景之治”的繁盛之局。后元七年（前157年）六月六月初一日，刘恒在未央宫逝世 ，享年四十七岁。 群臣上庙号为太宗，谥号孝文皇帝，同年六月初七日，葬于霸陵 （位于陕西西安东郊白鹿原东北角）。 

西汉王朝建立后，汉高祖、惠帝、吕后都着力于发展农业生产，稳定统治秩序，收到了显著的成效。然而刘恒即位之时，不仅国家财力严重不足，人民生活还相当困顿。造成这种贫困的状况，是由于“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农民遭受残酷剥削，淫侈之风日益严重，以及社会背本趋末的结果。这表明汉初一度缓和的社会矛盾，到刘恒即位时又逐渐趋于表面化。于是他开始大显身手，开始了他的治国之路。 

①司法

秦汉时期的黄老学一个主要特征是“守法而无为”，所谓“无为”，不是毫无作为，也不是漫无边际的放任，而是

不超越既定的法律规定。“法”是“无为”的界限，而无为的“道”又是“法”的根源。所以，要求“法立而弗敢废”，就是指立法之后不轻易变更，要“循守成法”。

汉初统治者坚持黄老之学“赏罚信”的思想，主张严格执法，即使皇帝也只有“执道生法”的权力，而不得犯法。汉文帝就是一位不以个人意志破坏法律规定而“循守成法“的皇帝。一次，刘恒出行中路过渭桥，有人从桥下走出，使刘恒乘车的马受惊而跑。廷尉张释之判处此人“罪金”（罚四两金）。刘恒要求处死。张释之向刘恒说：“法律是天子和天下人共同制定的，如果我们轻易地改变法律，就会使人们对法律失去信任，不知怎样做才对。”刘恒终究表示廷尉做得对。 

黄老思想虽然吸收了法家的“执法”“守法”思想，但基于“安民”“惠民”的立场，对法家的“重刑轻罪”主张并不首肯。黄老思想不仅要求“君正”，而且要求“法正”。在这种思想作用下，汉初统治者坚持除秦苛法。刘恒元年（前179年）十二月，除“收孥连坐法”。明令宣布：“废除一人犯罪，家人收为奴婢及各种株连的法律。”这是对旧传统的否定，对成法的改革。

②改革刑制

废除连坐法（首孥连坐法）。 

文帝十三年（前169年）五月，废除肉刑 ，改为处以笞刑和杖刑。 

③令列侯归国

文帝二年（前178年）十月，因当时列侯多居于长安，离封邑很远，吏卒供给输送甚为劳苦，而列侯亦无机会去德化其封邑的百姓。于是下诏让列侯都到自己的封邑去。其中有的身居高位要职与诏令恩准留京的由其太子到封邑去。 

④废除过关用传制度

文帝十二年（前168年）三月，废除进出关要出示证件的法令。 

⑤入粟拜爵，改善农民处境

文帝二年（前168年），号称“智囊”的太子家令晁错向刘恒建议：“募天下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并在其《论贵粟疏》中宣传此思想，本套思想非常符合刘恒时期充实国力的目的，于是，刘恒采纳了这个建议，采取公开招标价卖爵的办法来充实边防军粮。晁错又建议，入粟拜爵办法实行后，边境积粟足以支5年，可令入粟者输于郡县，是郡县也积粟；边境和郡县都已充实，就可以免除天下田租。入粟拜爵办法的实行，使农民的处境暂时有所改善。 

①安民为本

年轻的贾谊作《过秦论》为刘恒提出治国的根本方针为“牧民之道，务在安之”。这股要求安民的社会思潮，是惠帝以来朝野共同的要求，也是巩固西汉统治的需要。 

②减省租赋

为了吸引农民归农力本，刘恒以减轻田租税率的办法，改变背本趋末的社会风气，用来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刘恒二年（前178年）和刘恒十二年（前168年），曾两次“除田租税之半”，即租率由十五税一减为三十税一，即纳1∕30的土地税。刘恒十三年（前167年），还全部免去田租。自此以后，三十税一成为汉代定制。此外，算赋也由每人每年120钱减至每人每年40钱。

③减轻徭役

刘恒“偃武兴文”，“丁男三年而一事”，即成年男子的徭役减为每三年服役一次。这样的减免，在中国封建社会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④废除盗铸钱令

文帝五年（前175年）四月，废除盗铸钱令，允许私铸。 

⑤弛山泽之禁

文帝后六年（前158年），刘恒下令，开放原来归属国家的所有山林川泽，准许私人开采矿产，利用和开发渔盐资源，从而促进了农民的副业生产和与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的盐铁生产事业的发展。弛禁的结果，“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 。

刘恒在位期间，继续对匈奴和亲。文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77年），匈奴右贤王背弃和亲之约，率数万大军侵占河南地（今内蒙古伊克昭盟地区），并进袭上郡（今陕西绥德地区），杀略汉民，威胁长安。双方虽未交兵，但这次用兵是西汉自白登之围后对匈奴第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表明西汉王朝并不甘于和亲政策。

文帝前元六年（公元前174年），冒顿单于死，其子稽粥即位，号老上单于。文帝前元十四年（公元前166年）冬，老上单于亲率14万大军入北地郡，进占朝那（今甘肃平凉西北）、萧关（今甘肃固原东南）、彭阳（今甘肃镇原东南），烧毁中宫（秦宫，故址在今甘肃固原），前锋直抵岐州雍（今宝鸡凤翔）、甘泉（今陕西淳化西北），距长安仅200里，直接威胁西汉王朝的统治中心。刘恒得报，立即命中尉周谷、郎中令张武为将军， 发车千乘，骑十万 ，屯驻长安附近，防卫京师；又拜昌侯卢卿为上郡将军，宁侯魏遫为北地将军，隆虑侯周灶为陇西将军，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成侯董赤为前将军，大发上郡、北地、陇西等处兵马车骑迎击匈奴，苦战月余，老上单于方退出塞外，而汉军 逐出塞即还，不能有所杀 。从此， 匈奴日已骄，岁入边，杀略人民畜产甚多，云中、辽东最甚，至代郡万余人 。西汉王朝深以为患，不得不遣使者复与匈奴修好 和亲。

文帝后元四年（公元前160年），老上稽粥单于死，其子军臣立为单于，仍以中行说为亲信，积极准备攻汉。 

文帝后元六年（公元前158年），军臣单于绝和亲之约，对汉发动战争。他以6万骑兵，分两路，每路3万骑，分别侵入上郡及云中郡，杀略甚众。刘恒急忙以中大夫令勉为车骑将军，率军进驻飞狐（今山西上党）；以原楚相苏意为将军，将兵入代地，进驻句注（今山西雁门关附近）；又派将军张武屯兵北地，同时，置三将军，命河内守周亚夫驻屯细柳，祝兹侯徐悍驻棘门，宗正刘礼驻霸上，保卫长安。此时，匈奴骑兵已进至代地句注边，边境烽火警报连连告急。汉军经数月调动，方抵边境地区。匈奴见汉军加强了守备，遂退出塞外。汉军也罢兵撤警。第二年，刘恒去世。 

刘恒即位后，不仅内政复杂棘手，边事也十分严峻，在国力不强的情况下，面对“胡强南劲”的形势，汉文帝采取了正确的策略，终于赢得了较好的外部环境。 

匈奴

自白登之围以来，汉廷对匈奴实行和亲政策，虽然收到了一定效果，但是并不能根本解除匈奴贵族的威胁，双方一直处于战和不定的状态。

刘恒在位期间，为了谋求安定的和平环境，对匈奴一直采取克制忍让的态度，继续执行和亲政策，避免大动干戈。然而，匈奴虽然受益于和亲政策，但是却不信守和亲的盟约。汉廷急需行之有效的御边之策。 

当时任太子家令的晁错上书汉文帝，分析汉朝与匈奴双方在军事上各自的长短，建议实行“募民实边”的策略。其主要内容为：在边地建立城邑，招募内地人民迁徙边地，一面种田，一面备“胡”；每个城邑迁徙千户以上的居民，由官府发给农具、衣服、粮食，直到他们能自给为止；迁往边地的老百姓，按什伍编制组织起来，平时进行训练，有事则可应敌，凡能抵抗匈奴人的侵扰，夺回被匈奴人掠夺的财富，则由官府照价赏赐一半。刘恒在不同程度上采纳了这个策略。

刘恒还在边地建立马苑36所，分布在北部和西部，用官奴婢3万人，养马30万匹。在民间，同样奖励老百姓养马，以满足边防对马匹的需求。 

这些措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改变了单一轮换屯戍的制度，既有利于对边郡的开发，又大大加强了抗击匈奴的防御力量；有利于休养和生息，使内地的社会经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为后来汉武帝彻底解决匈奴问题打下了基础。

南越

战国秦汉时期，中国东南沿海一带及岭南一带，聚居一种支族众多的越族，被统称为“百越”。居住在岭南地区的越人，因地处“楚之南”，被称为“南越”。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统一岭南，在这里设置了桂林、南海、和象三个郡。秦末农民战争起义爆发后，行南海郡事的赵佗自立为王。

汉高祖时，赵佗接受“南越王“封号，从此“称臣奉汉约”，成为西汉王朝下的一个属国—南越国。吕后统治时期，对南越实行经济封锁政策，赵佗即以兵戎相见，与汉王朝分庭抗礼。 

刘恒即位后，改变扼杀政策，采取安抚政策，向南越提供发展生产所需的铁器、农具、马牛羊等。并派人修葺赵佗在真定（今河北正定）的祖坟，置守邑，岁时祭祀。又撤掉进攻南越的军官，拜赵佗的兄弟做官。然后，遣陆贾再次出使南越。在刘恒诚意的感召下，赵佗谢罪称臣，从而再次赢得了发展经济的有利条件。到武帝时期，岭南地区经济文化发展已有较大发展。

刘恒对周边少数民族不轻易用兵，尽力维持相安友好关系，以礼相待，兄弟相称，这对于加强中原人民与周边少数民族人民之间的团结，增进友谊，起了很好的作用，进一步促进了汉朝时期各个民族之间的融合，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刘恒在位23年，车骑服御之物都没有增添；屡次下诏禁止郡国贡献奇珍异宝；平时穿戴都是用粗糙的黑丝绸做的衣服；刘恒为自己预修的陵墓，也要求从简。在中国历代帝王中，刘恒是一生都注重简朴为世人称道的皇帝。 

刘恒的政治方针和措施，使当时社会经济获得了显著的发展，统治秩序也日臻巩固。西汉初年，大侯封国不过万家，小的五六百户；到了刘恒和景帝时期，流民还归田园，户口迅速繁息。列侯封国大者至三四万户，小的也户口倍增，而且比过去富实多了。中国古代社会开始进入治世。 

司马迁：“孔子言‘必世然後仁。善人之治国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诚哉是言！汉兴，至孝文四十有馀载，德至盛也。廪廪乡改正服封禅矣，谦让未成於今。呜呼，岂不仁哉！” 

贾捐之：“孝文皇帝，闵中国未安，偃武行文。” 

许嘉：“孝文皇帝除诽谤，去肉刑，躬节俭，不受献，罪人不帑，不私其利，出美人，重绝人类，宾赐长老，收恤孤独，德厚侔天地，利泽施四海，宜为帝者太宗之庙。” 

班固：①

“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身衣弋绨，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南越尉佗自立为帝，召贵佗兄弟，以德怀之，佗遂称臣。与匈奴结和亲，后而背约入盗，令边备守，不发兵深入，恐烦百姓。吴王诈病不朝，赐以几杖。群臣袁盎等谏说虽切，常假借纳用焉。张武等受赂金钱，觉，更加赏赐，以愧其心。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断狱数百，几致刑措。呜呼，仁哉！” ②“太宗穆穆，允恭玄默，化民以躬，师下以德，农不共贡，罪不收帑，宫不新馆，陵不崇墓，我德如风，民应如草，国富刑清，登我汉道。” 

荀悦：“以孝文之明，大朝之治，百僚之贤，而贾谊见排逐，张释之十年不见省，冯唐首白屈於郎，岂不惜哉！夫以绛侯之忠，功存社稷，而犹见疑，不亦痛乎！” 

桓子：“汉太宗文帝，有仁智通明之德，承汉初定，躬俭省约，以惠休百姓，救赡困乏，除肉刑，灭律法，薄葬埋，损舆服，所谓达於养生送终之实者也。及始从代徵时，谋议狐疑，能从宋昌之策，应声驰来即位，而偃武行文，施布大恩。欲息兵革，与匈奴和亲，总撮纲纪。故遂褒增隆为太宗也。而溺于俗议，斥逐材臣，又不胜私恩使嬖妾慎夫人与皇后同席，以乱尊卑之伦。所谓通而蔽也。” 

曹丕：“昔有苗不宾，重华舞以干戚；尉佗称帝，孝文抚以恩德。吴王不朝，锡之几杖，以抚其意，而天下赖安。乃弘三章之教，恺悌之化，欲使曩时累息之民，得阔步高谈，无危惧之心。若贾谊之才敏，筹画国政，特贤臣之器，管、晏之姿，岂若孝文大人之量哉？““刘恒慈孝，宽仁弘厚，躬修玄默，以俭率下，奉生送终，事从约省，美声塞于宇宙，仁风畅于四海。” 

曹植：“孝文即位，爱物检身。骄吴抚越，匈奴和亲。纳谏赦罪，以德怀民。殆至刑错，万国化淳。” 

王朗：“汉之文、景亦欲恢弘祖业，增崇洪绪，故能割意於百金之台，昭俭於弋绨之服，内减太官而不受贡献，外省徭赋而务农桑，用能号称升平，几致刑错。” 

李世民：“昔汉文帝将起露台，而惜十家之产。朕德不逮于汉帝，而所费过之，岂谓为民父母之道也！” 

司马贞：“孝文在代，兆遇大横。宋昌建册，绛侯奉迎。南面而让，天下归诚。务农先籍，布德偃兵。除帑削谤，政简刑清。绨衣率俗，露台罢营。法宽张武，狱恤缇萦。霸陵如故，千年颂声。” 

何去非：“吕后、惠、文，乘天下初定，与民休息，深持柔仁不拔之德。” 

苏辙：“汉文帝以柔御天下，刚强者皆乘风而靡。尉佗称号南越，帝复其坟墓，召贵其兄弟。佗去帝号，俯伏称臣。匈奴桀敖，陵驾中国。帝屈体遣书，厚以缯絮。虽未能调伏，然兵革之祸，比武帝世，十一二耳。吴王濞包藏祸心，称病不朝。帝赐之几仗，濞无所发怒，乱以不作。使刘恒尚在，不出十年，濞亦已老死，则东南之乱，无由起矣。” 

钱时：“至于文帝，乃始以朴俭先天下，务农重谷，省刑罚，薄税敛，而遂措斯世于休养生息之地。三代而下未之有也。” 

朱熹：”三代以下，汉之文帝，可谓恭俭之主。“”刘恒学申韩刑名，黄老清静，亦甚杂。但是天资素高，故所为多近厚。“ 

邱濬：“三代以下，称帝王之贤者刘恒也。帝之善政非止一端，而好言纳谏尤其盛德焉。后世人主于封章之入固有未尝一经目者，况敢犯其行辇而欲其止而受之乎？可用者未必肯用，不可用者辄加之罪，心知其善而口非之者亦有矣，况本不善而称其善乎。吁，若刘恒者，可谓百世帝王之师矣。” 

谢肇淛：“三代以下之主，汉文帝为最；光武、唐太宗次之；宋仁宗虽恭俭，而治乱相半，不足道也；文帝不独恭俭，其天资学问，德性才略，近于王者，使得伊、周之佐，兴礼作乐，不难也；光武太宗，以俞业而兼守成，纬武经文，力行致治，皆间世之贤主也。” 

汤谐：“孝文为三代以后第一贤君，史公在孝武时作《孝文纪》，故尤极无穷慨慕也。二十余年，深仁厚泽，纪中排缵不尽，止举其大要，而余者令人悠然可思。” 

王夫之：①“汉兴，至文帝而天下大定。” ②“文帝除盗铸钱令，使民得自铸，固自以为利民也。” 

曾国藩：“天下惟诚不可掩，汉文帝之谦让，其出于至诚者乎！……盖其德为三代后仅见之贤主，而其心则自愧不称帝王之职而已矣。” 

西汉·司马迁《史记·卷十·孝文本纪第十》
 东汉·班固《汉书·卷四·刘恒纪第四》

邓通是深受刘恒宠信和喜爱的佞臣。一天，刘恒叫一个看相的术士给邓通看相，相士直言不讳地对刘恒说：“邓大夫以后会因贫困而饿死。“刘恒听后大不高兴，愤愤地对邓通说：“朕要想让你富，有何难哉？“说完即下了一道诏书，把蜀郡严道县的铜山赐给邓通，并允许他铸钱。邓通从此富可敌国。邓通既蒙刘恒宠爱，感激涕零，更加想要有所报答才行了。
 一天，刘恒的毒疮突然发作，红肿流脓，溃烂不堪。刘恒痛得钻心，整天伏卧床上，哀号不已。一帮御医药开了不少，刘恒吃了却不见疼痛稍减分毫，最后竟痛得晕了过去。邓通在旁急得抓耳挠腮，一见刘恒竞昏死过去，于是也不知道他哪里来的勇气，竟一下子扑到刘恒身上，也不管那脓血有多污秽腥臭，就张开嘴巴，对着刘恒背部的烂疮就吸。说来也奇怪，邓通才吸了几口，刘恒的疼通便减了几分，竟悠悠地醒了过来。邓通又吸了几口，然后伸出舌头，往疮口里舔了几舔，刘恒竟觉得一下子疼痛全消了。等他舔完，刘恒扭过头一看，见是邓通，大受感动，心想关键时刻又是邓通对自己最忠心，总算不负对他的一番提拔和宠爱。以后几天里，邓通又给他吸了几次，刘恒的疮慢慢好了起来。一天刘恒问邓通：“你说天下谁最爱我？“邓通说；“那自然是太子。“这时正好太子刘启进来问安，刘恒便叫刘启来给他吮疮。刘启无奈，跪在榻前，对着刘恒溃烂的背，勉强把嘴巴凑上去，还没碰到疮口，竟一个恶心，呕吐起来。刘恒见了大不高兴，刘启只好怏怏退出。
 后来刘启听说邓通曾为刘恒吮疮，大为愧恨，从此记恨在心。几年后刘恒驾崩，刘启即位，这就是景帝。刘启一即位，首先便把邓通革职，追夺铜山，并没收他的所有家产。可怜富逾王侯的邓通，一旦竟与乞丐一样，身无分文，最后竟应了那个相士的话，饿死街头。

农历正月十五是元宵节。又称上元节、元夜、灯节。相传，刘恒为庆祝周勃于正月十五勘平诸吕之乱，每逢此夜，必出宫游玩，与民同乐，在古代，夜同宵，正月又称元月，刘恒就将正月十五定为元宵节，这一夜就叫元宵。创建《太初历》，将元宵节列为重大节日。隋、唐、宋以来，更是盛极一时。《隋书·音乐志》日：“每当正月，万国来朝，留至十五日于端门外建国门内，绵亘八里，列戏为戏场“，参加歌舞者足达数万，从昏达旦，至晦而罢。当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变迁，元宵节的风俗习惯早已有了较大的变化，但至今仍是中国民间传统节日。

西汉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在西汉的齐国（在今山东淄博市），有个被人称为淳于公的太仓令淳于意因为犯了罪要受刑。在当时，受刑就是受肉刑，这是残害人身体的刑罚。按照汉朝的法律，官员犯罪要解送到京师长安去受审。
 淳于意本来是个读书人，因为喜欢医学，经常给人治病，在当地有点小名气。后来他做了太仓令，但他不会拍上司的马屁，就辞了职，当起医生来了。
 有个贵妇得了重病，请淳于意到家诊治。贵妇已病入膏肓，无药可救。但是贵妇家人再三恳求，淳于意只好勉强给她服了几服草药。不久，贵妇病重逝世。贵妇的家人一口咬定是淳于意错开药方，把病人置于死地，并把淳于意告到了官府，昏庸的官吏不分青红皂白，判淳于意有罪，须受肉刑。当时肉刑有三种：脸上刺字、割去鼻子、砍去左足或右足。由于淳于意曾做过官，所以要被押送到京师长安去受刑。
 淳于意离家那天，感叹自己没有儿子，只有五个女儿，现在自己有难，谁也帮不上忙。淳于意最小的女儿缇萦又是悲伤，又是气愤。她决定陪父亲去长安，替他申冤，家人再三劝阻都没用。
 当时汉朝的皇帝是汉文帝。汉文帝的母亲薄太后出身低微，汉高祖在世的时候她是个不得宠的妃子。她担心住在宫里受吕后的陷害，就请求跟着儿子住在代郡。代郡不像在皇宫里那么阔气，因此，娘儿俩多少知道一些老百姓的疾苦。所以文帝当皇帝后，不像那些“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皇帝那样骄奢淫逸。汉文帝为人比较仁厚，作风也俭朴，他重视民意，准许人民有冤情可以直接奏章申诉，这让淳于意父女在绝望中见到了一丝希望。
 临淄相距长安两千余里，缇萦随父亲好不容易到了长安，淳于意被押入狱中，等待处罚。
 缇萦托人写了一封奏章，她靠着敲打皇宫外设置的报警用的“路鼓”，才得以向汉文帝上书申诉。上书汉文帝，汉文帝接到奏章，知道上书的是个小姑娘，就仔细阅读起来。缇萦的奏章是这样写的：“我叫缇萦，是太仓令淳于意的小女儿。我父亲做官的时候，齐地的人都说他是个清官。他如今犯了罪，被判处肉刑，我不但为父亲难过，也为所有受肉刑的人伤心。一个人砍去脚就成了残废；割去了鼻子，不能再安上去，以后就是想改过自新，也没有办法了。我情愿给官府没收为奴婢，替父亲赎罪，好让他有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汉文帝看到了小女子缇萦的上书，觉得这个小姑娘说得有道理，文帝被缇萦的孝心深深感动，并自我责备道：“据说舜帝在位的时候，若有人犯罪，便在其衣服上做记号，或让犯人穿戴与众不同的服饰，以此作为对他们的惩罚和羞辱。惩罚虽如此之轻，可百姓却没有犯法的，这是多么高明的统治啊！现今的法律中有三种肉刑，即黥刑、劓刑和刖刑，戕害人的生理，但作奸犯科的行为却依然屡有发生，这到底是什么缘故呢？无非是我的德行不足以服人，且对百姓的狡猾不明。为此，我感到非常的惭愧。所以说，若不对百姓加以正确的引导，就会使他们走向犯罪。《诗经》上说：“道德修养很高的君子，如同百姓的父母一般。”现在有人触犯了法律，尚未对其进行教育，便施以肉刑，即使他们之中有人想改恶从善，却也没有机会了。我非常同情这种人。肉刑到了断人肢体、毁人肌肤的地步，终身也无法去掉，这种刑罚使人痛苦不堪，多么不道德啊！难道身为百姓父母的君王就能对此称心如意吗？现在下令废除肉刑，已经定罪尚未施刑的要予以纠正，不再施刑。此外，犯罪之人无论量刑轻重，只要在服刑期间不逃亡，期满后即可免罪成为平民。要注意完善这条法令……”
 于是，文帝便给御史大夫（最高监察长官，相当于副丞相，位列三公）冯敬下了一道诏书，要他修订有关律法，废除肉刑。

霸陵是汉文帝刘恒的陵墓，因其外形酷似埃及金字塔，被国外汉学家称为“东方金字塔”。位于陕西西安东郊白鹿原东北角，霸陵在白鹿原原头的断崖上凿洞为玄宫，内部以石砌筑，并有排水系统，墓门、墓道、墓室以石片垒砌，工程十分浩大。但估计，后来排水系统被沙石堵塞，以致墓门后来被水冲开，墓室结构遭到破坏。霸陵最迟在西晋即遭盗掘，并在当时发现了大量的陪葬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