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安

道光十七年七月十二日（1837年8月12日）出生在广西柳州。

咸丰二年（1852）二月被选秀入宫，四月二十七日进内，诏封贞嫔。五月，诏晋贞贵妃；六月，已拟为皇后，其嫔妃册封典礼均未举行；十月，立为皇后，时年十六，少于文宗六岁。

咸丰十年（1860）八月，从车驾出狩热河。

咸丰十一年（1861）七月，文宗崩，穆宗即位，尊为皇太后。九月回宫。十一月乙酉朔初一，与慈禧在养心殿垂帘听政，时年二十五岁，世人称之为\"东太后\"。

同治元年（1862）四月上徽号：慈安皇太后。是时，孝贞、孝钦两宫并尊，诏旨称“母后皇太后”、“圣母皇太后”以别之。

同治八年（1869），内监安德海出京，山东巡抚丁宝桢以闻，太后立命诛之。

同治十一年（1872）十月，同治皇帝载淳大婚，加上徽号“端裕”二字。

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十（1874年12月18日），穆宗病痘，复训政。十二月初五（1875年1月12日），穆宗崩，德宗入承大统，复听政。

光绪二年（1876）七月，四十慈庆，加上徽号“昭和庄敬”四字，至是为慈安端裕康庆昭和庄敬皇太后。

光绪七年辛巳三月壬申初十，暴亡，寿45岁。五月，上尊谥曰孝贞慈安裕庆和敬仪天祚圣显皇后。九月十七卯时葬昌瑞山南麓偏西之普祥峪定东陵 ，祔太庙。

宣统元年（1908）四月，加上尊谥“诚靖”二字，全谥：孝贞慈安裕庆和敬诚靖仪天祚圣显皇后。

在一部分影视作品中和个别清史研究员的眼中，慈安虽忠厚老实，却是一个懦弱无能的傀儡太后，是一个缺乏政治才干、事事依赖慈禧的一个人，这样的看法未免太偏颇了。事实上真实的慈安出身于世代官宦之家，从小就受到过良好的教育。慈安在一个锦衣玉食、天生就能享受荣华富贵的大家族中长大，又怎么可能没有一点学识呢？既然所有人都公认慈安是一个忠厚、老实、善良的人，慈安又拥有母仪天下的高修养高素质条件，那慈安又怎么会是一个在完全没有知识熏陶的环境中长大的人呢？说慈安是一个懦弱无能的人是完全没有依据的。 

咸丰十一年（1861）七月十七日，咸丰帝崩。他临终前做了三件事：一、立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二、命御前大臣载垣、端华、景寿，大学士肃顺和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八人为赞襄政务大臣。三、授予皇后钮祜禄氏“御赏”印章代表母仪天下的权力，授予皇子载淳“同道堂”印章代表统一天下的权力，并下发“派载垣等八大臣赞襄一切政务”的上谕。

辛酉政变中的独特地位。这场政变实质上就是一场朝廷内部的权力之争。一方是两宫皇太后和以恭亲王奕訢为首的皇族，另一方则是咸丰帝临终任命的八位赞襄政务王大臣。这场政变的组织者、策划者和领导者是慈禧，其主要倚靠的骨干力量是奕訢，但也绝对不应忽视慈安在其中的作用。她作为一位德高望重的名正言顺的原中宫皇后、当时的母后皇太后，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她是这场政变中决定成败的关键性人物。这一点，机敏而工于心计的慈禧比谁都清楚。慈禧更清楚自己是靠“母以子贵”才登上皇太后宝座的，养心殿西暖阁太后垂帘听政声望、资历、影响力远逊于慈安。如果不将慈安争取过来，夺权、垂帘听政的目的就达不到。慈禧凭其如簧之舌，终于将慈安拉到了自己这一边。反过来，如果慈安旗帜鲜明地坚定拥护咸丰帝的遗命，毫无保留地支持并站在八大臣一边，辛酉政变就不会发生，这段清史就得重写。 

在《清宫遗闻》中记载；“东宫优于德，而大诛赏大举措实主之；西宫优于才，而判阅奏章，及召对时咨访利弊”。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慈安虽然对权力不感兴趣，但她的政治才华毫不逊色。慈禧有才干，又有强烈的政治欲望，但最终只能管理一些日常生活上的一些小事而已，大事都轮不到她来管。慈安比较超脱，不喜欢政务，日常事务就放手让慈禧去做，她乐得轻松自在。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慈禧可以任意而为。在朝政大事上，还得是慈安说了算。因为虽然都是太后，但慈安为嫡，慈禧为庶，在“嫡庶之分”的礼制束缚下，慈禧不敢逾越，凡是遇到朝政大事，她都要征询慈安的意见，绝不敢擅自主张。时人对慈安和慈禧的评价是各有所长，慈安“优于德”，慈禧“优于才”。一些日常的事务由慈禧处置，但每遇朝政大事，还是要由慈安太后最后决定。由此可见，慈安太后大权在握、掌控权力方面也是很有一套办法的。在光绪年间任过大清国驻英国大使、回国后先后任过光禄寺、大理寺卿、左副都御使的薛福成，在他的《庸盦笔记》中记到：诛杀陷城失地、临阵逃脱的两江总督何桂清，将骄蹇贪淫的胜保下狱赐死，赏给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爵位，皆出自慈安之意。对于东宫太后慈安的德行与行事风格，老百姓多有赞同，当时的民间，甚至出现了“东宫偶行一事，天下莫不额手称颂”的说法。

一、诛杀安德海，朝野称快。清朝制度：太监不得出都门，犯者杀无赦。安德海是慈禧的心腹太监，他依仗慈禧的宠信，胡作非为，肆无忌惮。朝中大臣，甚至连同治帝都恨他入骨。同治八年（1869）八月，安德海请求慈禧派他到江南置办龙衣，获得许可。但他不知收敛，一路招摇，途经山东境内时，被山东巡抚丁宝桢拿获。丁宝桢迅速将此事上奏朝廷。慈禧有意袒护，慈安“立命诛之”。结果安德海被就地正法。由于慈安的力主其间，安德海才得以伏法，当时朝野上下，人心大快。

二、立阿鲁特氏为皇后。同治十一年（1872），同治帝已经17岁了，到了立后成婚的年龄。慈安看中了淑静端慧、容德俱佳的崇绮之女阿鲁特氏，而慈禧则看中了年轻俏丽、姿性敏慧的凤秀之女富察氏。两人各执己见，最后决定由同治帝自己决定。结果同治帝采纳了慈安的意见，同意立阿鲁特氏为皇后。此事表明了慈安在宫中、在同治帝心中的崇高地位和影响力。同治喜欢阿鲁特氏，如果没有了慈安的意思，很可能就会依慈禧的意思选了别人为皇后。

三、创造“同治中兴”。在清代同治帝年间“洋务运动”（史称同治中兴）。在同治年间，慈安才是真正的国母，才是最高统治者，任何大事都必须经过慈安同意后才能实行。没有个五、六千万是办不成的，六千万对于当时可是天价了，卖了你慈禧你也拿不出这个钱出来。如果慈禧有这么多钱的话，早就拿来给自己修圆明园去了。要想拿到这钱，除非是从国库了拿，想动国库银两必须经过权力最大的那个人才行那就是慈安，只有慈安才有这个权力开国库。慈安要是不同意是不能实现“洋务运动”的，所以说能举办“洋务运动”是慈安的意思。如果说是慈禧的意思除非是慈安死了，慈禧才有那个权力开国库，既然慈安没死专家们没必要说是慈禧的功劳。还有就是《史书》上和《德龄日记》里都提到慈禧最讨厌洋人东西的人，而且是个非常守旧派的人，而“洋务运动”恰恰相反，“洋务运动”乃是向洋人学习反封建的活动，你说这么封建的一个慈禧反对都还来不及，怎会想办“洋务运动”造船等呢？如果说慈禧不像我们说的那种人，那慈禧为什么会反对光绪帝的《戊戌变法》？她恨透了《戊戌变法》，又怎会赞同举办“洋务运动”呢？事实上不管慈禧同不同意，由慈安说的算。我觉得一开始推荐“洋务运动”的人应该是恭亲王奕訢，因为他是最喜欢洋人文化的人，是他推荐这政策给慈安，然后慈安才举办“洋务运动”。如果说谁才是真正“洋务运动”的功臣，那第一号功臣绝对就是：恭亲王奕訢。第二号功臣是：慈安。第三号功臣是：曾国藩、张之洞、左宗棠、李鸿章、丁葆桢五位大臣。从始至终压根就没有慈禧的份，她和“洋务运动”一点边都沾不上。“洋务运动”之所以能举办成功，最主要是有恭亲王奕訢其次是慈安太后，总之这两人缺一不可，历史也证实了这点，慈安和恭亲王奕訢合作就能举办“洋务运动”，而慈安死后，恭亲王和慈禧合作，而什么事都做不成，反而被外国人打得又是逃跑又是签卖国条约，以恭亲王的政治才华根本不可能会输给外国人，更不会输给慈禧。恭亲王和慈安合作就一帆风顺，而恭亲王和慈禧合作就出事，很明显就是慈禧出了问题，通过慈禧晚年的种种案例，足以证明慈禧与“洋务运动”没有丝毫关系。虽然慈禧也有过通过改革富强国家的想法，可当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同时出现时，让她二选一时，慈禧选择的是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国家的利益。

《清史稿·孝贞显皇后传》 

咸丰帝死后不久，慈禧与恭亲王奕訢定计，发动祺祥政变（辛酉政变），处死了肃顺等辅政八大臣，夺取了清王朝的最高权力。表面上，慈安与慈禧两宫太后以姐妹相称，共同垂帘听政，执掌国家最高权力。可是到了1881年4月8日，年仅四十五岁、比慈禧还小两岁的慈安太后突然暴毙宫中，清廷的垂帘听政由两宫并列一下子变成了慈禧一人独裁。对慈安太后突然死亡，在当代与以后都有种种怀疑与猜测，成为二百多年清宫史上的又一件疑案。

1861年8月，咸丰皇帝在热河病死，年仅6岁的儿子载淳继位，慈安和慈禧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咸丰皇帝早就觉察到慈禧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女人，传说他在临终之前，特别密授朱谕，嘱咐慈安太后，如果慈禧恃子胡作非为，就让慈安拿出密谕，按祖宗之法治罪于她。

咸丰死后，慈安曾把密谕拿给慈禧看，以示警醒。密谕的存在，使慈禧感到惊俱不安，办事谨小慎微，不敢胡作非为。她对慈安言听计从．关怀备至。时间长了，慈安看到慈禧安分守己，就对她放松了警惕。

一天，慈安患病，吃了太医所开的各种药，都见效甚微，一气之下，慈安拒绝吃药。没想到，几天之后，她的病居然奇迹般的痊愈了。大病初愈，慈安兴高采烈地到颐和园散步，却见慈禧左臂缠着白纱。她十分惊异，就上前问慈禧原因。慈禧满不在乎地回答道：“前几天，我见你病卧床榻，面色苍白，心里很难过，因此就从我左臂膀上割下一片肉，让人煮汤为你滋养身子，以表我的一片诚意。”慈安听了这一席话，大为感动，感谢万分地说：“想不到你竟然是这样一位好心人，先皇不应该对你有什么不放心的地方。”说罢，便回宫中，取出咸丰皇帝的临终密谕，当着慈禧的面，烧为灰烬。

后来，慈禧为了搬掉慈安这块她专权道路上的绊脚石，密令太医用不对症之药，将慈安害死。从此，慈禧这个阴险毒辣的女人就登上了清朝最高统治者的宝座，实现了她梦寐以求的愿望。（这个是传闻，没有特别确切的史料加以佐证）

光绪七年（1881）三月初十日戌时，年仅四十五岁的慈安皇太后猝然薨于钟粹宫。随着这位比慈禧还小两岁的仁爱忠厚皇太后突然暴毙宫中，清廷的垂帘听政由两宫并列骤然变成慈禧一人独裁。因此，对于她的死因朝野上下议论纷纷，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将她的猝死与慈禧联系起来。

光绪六年（1880），慈禧忽然患重病，久治不愈，卧床不起。于是，遍召天下名医入京诊治。朝政也只好由慈安一人打点，这样的情况维持了一年多的时间，直至光绪七年三月初九。据史载，光绪七年三月初九日晨，慈安依然召见军机大臣，处理军国大事，未见身体有何大的异常之处，只是“两颊微赤”（《述庵秘录》）。然而，次日早，“东太后（慈安）感寒停饮，偶尔违和，未见军机”（《翁同龢日记》）。晚间即暴病身亡。慈安的病情如此之重、如此之急，令人难以接受。一时间，人们对于一向身体比较健康的慈安的死，大为不解。时任军机大臣的左宗棠，听说慈安突然得病身亡，顿足大声说：“昨早对时，上边（指慈安）清朗周密，何尝似有病者？即去暴疾，亦何至若是之速耶？”（《清稗类钞》）于是，朝野上下种种猜测不胫而走。人们以所掌握少之又少的“线索”，对慈安的死进行着各种各样的推测，更有甚者，人们任想象的野马自由驰骋，不断地结构着关于她不幸去世的篇章，使得她的死变得疑云密布。

我们梳理了关于她死因的资料，归纳起来，大致有二类说法：

第一类：清朝官方的“正常病死说”

《德宗实录》载：“（光绪七年三月）初九日偶染微疴，初十日病势陡重，延至戌时，神思渐散，遂至弥留。”这一记载见于慈安的《遗诰》。但《遗诰》完全是在慈安死后，按照慈禧的指示所做，因此人们有理由怀疑它的真实性，怀疑慈禧有可能为了掩盖某种阴谋而肆意编造死因。

第二类：慈禧逼死或毒死说

1、慈禧逼死

《清稗类钞》记载：慈安与慈禧共同垂帘听政。慈禧权欲极重，慈安却倦怠少闻外事，并不与之争权，因此倒也相安无事。光绪七年初，慈禧患血崩剧疾，不能视事，慈安有一段时间独视朝政，致使慈禧大为不悦，“诬以贿卖嘱托，干预朝政，语颇激”，以致慈安气愤异常，又木讷不能与之辩，恼恨之下，“吞鼻烟壶自尽”。

2、慈禧毒死

据《崇陵传信录》载：当年咸丰帝临终时，曾秘密留下一份遗诏给慈安，要她监督慈禧，若慈禧“安分守己则已，否则汝可出此诏，命廷臣传遗命除之”。但老实的慈安却将此事告诉慈禧并当着慈禧的面，将此遗诏烧掉。阴险毒辣的慈禧表面对慈安感泣不已，实际上已起杀机，遂借向慈安进献点心之机，暗下毒药，加以谋杀。

这一类描述，多见于野史笔记，虽然十分生动，犹如作者亲眼所见，但可信性稍差。著名史学家谢国桢先生定义野史笔记为：“凡不是官修的史籍，而是由在野的文人学士以及贫士寒儒所写的历史纪闻，都可以说是野史笔记。”（《明末清初的学风》）首先，野史笔记不是在占有大量的史料基础之上形成的记载，不具有权威性。其次，在野的文人学士及贫士寒儒随笔记录的主要内容也多半是当时见闻，或阅读古今图书、经手文物，随笔撰写带有虚构性的人物故事，这就使得野史笔记具有一定的内容复杂性和记录方式的自由与随意性。因此，它的可信性要因事因人而分析。对野史笔记中的反复转载和传抄的慈安的死因，当时就有人提出质疑。著名学者金梁曾言：“近人依托宫闱，流言无实，尤莫甚于恽氏笔录所载孝贞暴崩事。即云显庙手敕焚毁，敕语何从而知？食盒外进，又谁确见？”（《清后外传》）

正如金梁所言，既然是秘密的遗诏，在只有当事人慈禧和慈安在场的情况下秘密烧毁，那谁又能知道呢？慈禧用毒药害死慈安，谁又能确认那食物就一定是慈禧安排？

要解开这一疑团，关键与前提是我们必须确认慈禧与慈安是否有不共戴天的仇恨。验之两人三十年相处的历程，似乎没有太大恩怨。——《晚清官场秘辛：真的是慈禧毒死了慈安太后么．汉文化网》

野史笔记可信性差，就让我们一起分析一下《翁同龢日记》中有关于慈安太后死亡过程的记载。此时翁同龢除了依然承担着光绪帝老师一职，同时他还是工部尚书。根据《翁同龢日记》记载：慈安发病于光绪七年三月十日（1881年4月8日），这一天，“东太后感寒停饮，偶尔违和，未见军机”。

翁同龢在慈安死后，记下了慈安脉案、药方和病情进展状况，可以从中了解慈安发病过程：“晨方：天麻、胆星；（脉）按云类风痫甚重。午刻一（脉）按无药，云神识不清、牙紧。未刻两方虽可灌，究不妥云云，则已有遗尿情形，痰壅气闭如旧。酉刻，一方云六脉将脱，药不能下。戌刻（晚八时前后）仙逝。”

依据这一病情进展记录，咨询资深中医专家，慈安死因多半为脑血管疾病急性发作所导致。根据是：

（1）病情特点：起病急骤，进展迅速。按照现代医学判断，如此快速的病情进展多见于心脑血管疾病。

（2）临床表现：“神识不清”应为有意识障碍；“牙紧”、“有遗尿情形”应为现代中医所称的牙关紧闭和尿失禁。

（3）辨证分析：依据以上症状，这一病症按照中医学辨证为脑中风病。而在《翁同龢日记》中，翁同龢记载的御医脉案为“类风痫甚重”，实际就应归属于当今中医学疾病中的中风范畴。由此，可以初步判断，慈安所患之病应为脑中风，也就是现代医学中的脑血管疾病。

其实，慈安的脑血管疾病并非突发，而是宿疾。《翁同龢日记》中曾经记载过慈安的两次病史。一次是同治二年二月九日（1863年3月27日），时慈安二十六岁，“慈安皇太后自正月十五日起圣恭违豫，有类肝厥，不能言语，至是始大安”。此次生病共计二十四天，由“有类肝厥，不能言语”来判断，应视为现代医学的脑供血不足，属于中风先兆，只不过病症较轻，恢复较快。另一次是同治八年十二月四日（1870年1月5日），时慈安三十三岁，再次病倒，“昨日慈安太后旧疾作，厥逆半时许。传医进枳实、莱服子”。这次所谓的“厥逆”依然是脑供血不足的再次发作，只不过由于治疗及时，没有造成遗留病症。

这些情况说明慈安患有脑血管疾病，具有发生急性脑血管疾病的潜在危险因素。而这次，由于慈禧生病，慈安一人独理朝政，不善于摆布朝政大事的她，在这一时期里承担着巨大的压力，身心疲惫在所难免。慈安在发病的前一天，根据《述庵秘录》记载，她“两颊微赤”，虽然自己无感觉上的大碍，但从这一面色判断，慈安此时“肝阳上亢”，可能已经血压很高，直接诱发脑中风、甚至脑出血。

脑血管疾病的急性发作，对于掌握现代医学技术的专家们来说都是一筹莫展的病症，缺少根治的良方，更何况一百多年前的医学。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比较接近事实的结论：慈安死于心脑血管疾病，而并非野史中所描绘的为慈禧所害。 

对于慈安的死，慈禧该如何应对呢？

慈安由生病到死亡不到二十四小时，对于和她接触最多、过往最密的慈禧而言，既要安排慈安的后事，还要想办法开脱嫌疑，慈禧的应对，在《翁同龢日记》中有比较详尽的记载：

1、慈禧即刻召集相关大臣入宫，安排后事。慈安死于十日晚八时，半夜（子时）翁同龢就接到了入宫的通知。“子初，忽闻呼门，苏拉李明柱、王定祥送信，闻云东圣上宾，急起检点衣服，查阅旧案，仓促中悲与惊并”。

进宫后，发现各枢臣陆续到来。在慈安的后事时间的安排上，慈禧没有片刻拖延。

2、慈禧令王大臣瞻仰慈安的遗容。天明以后，各位守候在宫中的大臣，接到旨意，进入钟粹宫（慈安的寝宫）。慈禧命太监去掉蒙在慈安脸上的“面幂”，令大臣们瞻仰。此时，慈禧并没有遮遮掩掩，而是泰然地安排着一切。

3、慈禧为慈安准备了一个很大的金匮。翁同龢与各位王公大臣进入慈宁宫以后，看见慈安的金匮置于地中，金匮“甚大，时灵驭已移至宫，安奉于金匮之西”。如此安排，可以证明慈禧是把慈安放在皇太后的位置上处理其后事的，没有丝毫的怠慢。未正二刻（中午12时左右），大殓，也就是将慈安入棺。这完全符合清朝的礼制。

慈安的中年早逝似乎没有给朝局的稳定带来什么不利的影响，皇帝依然要专心读书，皇太后垂帘听政因为有慈禧的存在依然可以持续。似乎这位仁厚与豁达的皇太后只是两宫垂帘的一个可有可无的配角罢了。

事实并非如此！慈安的死对于朝局的影响非常之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

1、慈安死后，对于慈禧而言，为其专权扫清了道路。尽管慈安生前清心寡欲，极少参与政治，不像慈禧那样有谋略和魄力，然而慈安的存在本身，对慈禧的专权就是一股巨大的威慑。有慈安在，慈禧就不敢那么明目张胆、恣意妄为。慈安一死，权力尽归西宫，慈禧可以惟我独尊、专执国政而无所忌惮。从此两宫垂帘格局变为西宫独尊，光绪帝还未成人，慈禧大权独揽，开始成为名副其实的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奕訢的势力也就更加削弱了。

2、慈安的死，无疑也使奕訢在最高统治集团中少了一个可以依靠的同盟。多年来，慈安和奕訢与慈禧之间均有矛盾，奕訢多以“嫡庶之分”为由，通过支持慈安压制慈禧的嚣张气焰，慈安也多倚重和信任奕訢，无形之中，奕訢和慈安形成一种联合力量，来共同对付慈禧。诛杀安德海就是如此。慈禧感到势单力薄，也在努力培植自己的势力，在内务府、军机处相继安排自己的人或者是牵制奕訢势力的人。慈安在时，尽管奕訢屡受打击，但因慈安的倚重，他依然能保住军机处的位子，执掌军机处大权；慈安一死，形势大变，慈禧不再受约束，同时由于自己的党羽势力大增，消长之间，她对奕訢也就不再顾忌了。

慈安与慈禧的关系，以咸丰帝去世为分界线，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咸丰二年至咸丰十一年。在这一阶段里由于两人宫中位阶差异太大，似乎无法构成恩怨。

咸丰二年，慈安比慈禧先入宫，在确定皇后时，慈安很快就被册立为皇后。而慈禧仅仅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贵人，虽然她随后为咸丰帝生下了第一个也是唯一存活下来的皇子载淳，母以子贵，她的宫中排位也就一路攀升，由嫔至妃，再到贵妃，成为宫中仅次于皇后的人物。然而，在封建的等级社会中，宫中后妃的阶位不仅森严，且难以逾越，嫡庶（妻妾）的差别更是不可抹杀。皇后母仪天下，总管六宫。在宫中即使是咸丰帝也颇为敬重慈安，更何况聪颖如慈禧这样的人物，自是执礼恭谦，不敢稍有放肆。

第二个阶段，从咸丰十一年咸丰帝驾崩至光绪七年慈安驾崩。在这一阶段里虽然两宫垂帘，但慈安优于德，慈禧优于才，一退一进，相得益彰，似乎也不构成对彼此的威胁。

两宫垂帘以后，虽然慈安名分高于慈禧，但并未给慈禧揽权造成任何障碍。《清宫遗闻·慈安皇太后》载：

“当时天下称东宫（慈安）优于德，而大诛赏大举措实主之。西宫（慈禧）优于才，而判阅奏章，及召对时谘访利弊，悉中款会，东宫见大臣呐呐如无语者。每有奏牍，必西宫为诵而讲之，或竟月不决一事。”慈安对权力不感兴趣，所以日常朝政多让慈禧处理。慈禧虽长慈安两岁，但是嫡庶之分，仍不得不称慈安一声“姐姐”。凡是涉及朝政举措的大事，慈禧明知道慈安没有异议，依然也先要请示，“慈禧慑于嫡庶之分，亦恂恂不敢失礼”。两人在长达二十年间的垂帘听政期间，一直保持比较和谐、稳定的关系，未曾见得两人有重大分歧和争执的记载。这是历朝历代后宫生活中所罕见的。 

慈安命令山东巡抚丁宝桢杀掉慈禧宠侍安德海是使慈禧耿耿于怀的事情之一。

安德海，又名安得海。直隶南皮县人。年少时他就羡慕那些因在宫中当太监而发迹的乡人，于是竟自残入宫做太监。他为人“艺术精巧，知书能文”，可以读《论语》、《孟子》这类书籍。他很善于察言观色、阿谀逢迎，“以柔媚得太后欢”，并赢得慈禧的器重，当上了总管太监，成为慈禧非常器重的内侍。为此，无论是慈禧诛杀肃顺，还是打压奕訢、削夺其“议政王”的封号，都有安德海参与其中。因此，小人得志的安德海更以慈禧为靠山，不把慈安、同治帝和奕訢放在眼里。他培植党羽，势焰熏天。

就这么一个干政擅权、不可一世、有慈禧这样坚硬后台的人，还是被杀了。杀他的人是山东巡抚丁宝桢。

同治八年七月，在慈禧太后的默许下，安德海借皇上大婚、采办龙袍的名义，乘楼船沿运河南下。按清朝祖制：太监不准出京。但安德海不仅出京，而且还私挟妇女、张挂龙凤旗帜、抓差纳贿，一路招摇，惊扰地方。所过顺天府衙门、直隶总督衙门，都隐忍不发。结果在山东被丁宝桢查拿，并以太监出京违背祖制请旨处置。对安德海在宫中拨弄是非、混乱朝政按捺已久的慈安，在接到了奕訢率领军机大臣持折请示两宫太后的行动后，她立即召集军机大臣、内务府大臣共同商议，时逢慈禧生病，慈安独处朝政。于是，大家一致认为：“祖制不得出都门，犯者杀无赦，当就地正法。”（《清宫遗闻·安德海》）慈安明确表态，同意将安德海就地正法。

这一举动，使慈禧丧失了心腹，又大丢颜面，却有苦难言，由此心生嫉恨确属正常。但从而对慈安萌生了杀心又似乎与事实不符。如果说慈禧嫉恨有人杀了她的心腹太监，那么最要害的人物应该是丁宝桢。他不仅没有顾及慈禧的颜面，毅然决然地缉拿了安德海，并就地正法，慈禧应该整治甚而杀了他以解心头之恨才对。然而，丁宝桢并未因此而丢官，这位以“严刚有威”、清正廉明著称的贵州人此后虽不是官运亨通，却也屡有升迁，颇受重视。光绪二年（1876），做了近十年山东巡抚的丁宝桢升任四川总督，而且在这个令人眼热的肥缺上一干就是十年。光绪十一年（1885），丁宝桢逝于成都，当时慈安及同治帝都早已不在人世，实权掌握在慈禧的手里。由于丁宝桢一生清廉为公，性情刚猛，在官场上得罪的人很多，死后有很多实权人物追着告他的状，慈禧都不予理睬，将丁宝桢追赠为太子太保、上美谥“文诚”，准许山东、四川、贵州等地为其建忠良祠。对此，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就是：在朝政的大局面前，慈禧具备令朝野上下信服的公正。待丁宝桢尚且如此，她又有何理由杀慈安呢？

慈安与同治帝违背慈禧选后意旨，一致坚持选慈禧并不看好的阿鲁特氏为皇后是另一件令慈禧耿耿于怀的事。

慈安和同治帝在选后问题上与慈禧的意见有分歧，这对嗜权如命、颐指气使的慈禧来说无疑是空前的打击，她无法原谅自己的亲生儿子在这个关键的时候与慈安联盟背叛自己的旨意；她也会十分嫉妒慈安在儿子的心目中拥有比她更为尊崇的地位。她将这一切痛苦转嫁到阿鲁特氏身上，用变相折磨皇后的手段来恣意表达自己的不满。同治帝死后，阿鲁特氏只得到了一个“嘉顺皇后”的封号，这将意味着她只能以新皇帝寡嫂的身份深居宫中。慈禧立嗣光绪帝，进一步将皇后阿鲁特氏置于难堪的境地，一旦光绪帝确立了皇后，自己将以何身份在这冷寂的宫中安身？本已处境十分艰难的皇后未来的宫中生活不堪设想，她的位置将变得异常尴尬。“刻薄寡恩”的慈禧更使这位皇后深感生活无望，这一切都让她感到不寒而栗，又不敢有所申言抗辩，死亡是她唯一的出路。据说，阿鲁特氏曾以一纸片请命于父亲，父亲批了一个“死”字，于是，殉节之志遂决。

因此，在同治帝死后不到百日（光绪元年二月二十日），皇后阿鲁特氏，也就是“嘉顺皇后”殉死于储秀宫。

伴随着嘉顺皇后的死，慈禧郁积心中多年的不悦也就渐渐舒解，二次垂帘后，慈禧风光无限，一切朝政得心应手，她没有任何理由依然为此怀恨慈安，动起杀心。

所以，传言慈禧逼死或毒死慈安的说法，缺少说服力。因为面对慈安凡事退让、不与人争的个性，慈禧在政治上的权力和影响不可动摇，慈禧完全没有必要逼死或毒死慈安。

1928年7月，国民党第20军军长孙殿英以其无赖妄为、唯利是图的本性，冒天下之大不韪，以 “剿匪”为名盗掘了乾隆皇帝的裕陵和慈禧太后的菩陀峪定东陵。世人称之为 “东陵第一盗案”。事隔17年，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之后，东陵的守护和管理出现了前所未有的 “真空”，鬼子走了，伪警察散了，虽然共产党在这里建立了人民政权，由于内战烽火迭起，八路军作战频繁，当时辖东陵的冀东军区15军分区抽不出军队来守护陵寝，只好组织附近村庄的民兵配合区小队来看管，加之当时没有有效的护陵机制，无形中成为盗陵者作案的最佳时机。于是一小撮坏人打着 “打倒封建地主的头子皇帝”的旗号，明目张胆地开始盗窃陵寝。除顺治帝的孝陵外，其他陵寝全都盗掘一空。由于多种原因，清东陵第二次被盗案一直披着神秘的面纱。他们作案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咸丰皇帝奕詝的陵寝定陵。

1945年9月23日这天正逢集日，守陵的班长轮到新立村的张小秃。经过精心策划，王绍义把盗陵队伍分成两拨，一拨在陵西用雷管炸药打石头以掩人耳目，另一拨盗陵。这次所盗的珍贵之物，全归头目所得，剩下的珍珠玛瑙、翡翠等小东西，给参加盗陵的20多个村民每人抓上一把了事。定陵被盗后的又一个日落西山、百鸟入林的清秋之夜，王绍义与赵子新、刘恩、杨芝草、赵国正等人聚在一起，将慈安太后的陵寝盗掘一空。

曾祖父：陕西延绥镇总兵官策普坦

曾祖母：扎库他氏

祖父：西甯办事大臣福克精阿

祖母：爱新觉罗氏（觉罗）

父亲：广西右江道三等承恩公穆扬阿

嫡母：爱新觉罗氏（宗室）、爱新觉罗氏（觉罗）

生母：姜氏（后改为姜佳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