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

左宗棠生性颖悟，少负大志。5岁时，他随父到省城长沙读书。1827年（道光七年）应长沙府试，取中第二名。他不仅攻读儒家经典，更多地则是经世致用之学，对那些涉及中国历史、地理、军事、经济、水利等内容的名著视为至宝，对他后来带兵打仗、施政理财起了很大的作用。 

1830年，左宗棠进入长沙城南书院读书，次年又入湖南巡抚吴荣光在长沙设立的湘水校经堂。他学习刻苦，成绩优异，在这年的考试中，7次名列第一。1832年，他参加在省城长沙举行的乡试，因“搜遗”中第，但此后的6年中，3次赴京会试，均不及第。 

科场失意，使左宗棠不能沿着“正途”进入社会上层，进而实现他的志向。但左宗棠的志向和才干，得到了当时许多名流显宦的赏识和推崇。早在1830年，仅18岁的左宗棠拜访长沙的著名务实派官员和经世致用学者贺长龄时，贺氏即“以国士见待”。其弟贺熙龄则是左宗棠在城南书院读书时的老师，对自己的这位弟子，贺氏非常喜爱，称其“卓然能自立，叩其学则确然有所得”，后来师生还结成了儿女亲家。赫赫有名的封疆大吏陶澍也以一代名臣之尊主动提议将他唯一的儿子与左宗棠的长女定婚。

名满天下的林则徐对左宗棠也十分器重，两人曾在长沙彻夜长谈，对治理国家的根本大计，特别是关于西北军政的见解不谋而合。林则徐认定将来“西定新疆”，舍左君莫属，特地将自己在新疆整理的宝贵资料全部交付给左宗棠。后来，林则徐还多次与人谈起这次会见，极口称赞左宗棠是“非凡之才”、“绝世奇才”，临终前还命次子代写遗书，一再推荐左宗棠人才难得。

1852年（咸丰二年），当太平天国大军围攻长沙，省城危急之际，左宗棠在郭嵩焘等人的劝勉下，应湖南巡抚张亮基之聘出山，投入到了保卫大清江山的阵营。左宗棠在炮火连天的日子里缒城而入，张亮基大喜过望，将全部军事悉数托付给左宗棠。左宗棠“昼夜调军食，治文书”、“区画守具”，各种建议都被采纳，并立即付诸实施，终于使太平军围攻长沙三个月不下，撤围北去。左宗棠一生的功名也就从此开始。

1854年（咸丰四年）3月，左宗棠又应湖南巡抚骆秉章之邀，第二次入佐湖南巡抚幕府，长达6年之久。其时，清王朝在湖南的统治已岌岌可危，太平军驰骋湘北，长沙周围城池多被占领，而湘东、湘南、湘西广大贫苦农民，连连举事，此伏彼起。左宗棠焦思竭虑，日夜策划，辅佐骆秉章“内清四境”、“外援五省”，苦力支撑大局。同时，革除弊政，开源节流，稳定货币，大力筹措军购：军械、船只。骆秉章对他言听计从，“所行文书画诺，概不检校。”由于左宗棠的悉心辅佐和筹划，不但湖南军政形势转危为安，出省作战连连奏捷，其它各项工作也取得显著成效。

左宗棠出佐湘幕，初露峥嵘，引起朝野关注，时人有“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之语，一些高官显贵在皇帝面前竞相举荐，咸丰皇帝亦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但也因此而引起了一些人的忌恨和诽谤，特别是湖南永州镇总兵樊燮的构陷，险些使左宗棠性命不保，幸得胡林翼、郭嵩焘等人的仗义执言，潘祖荫、肃顺等大臣的披沥上陈，才使一场轩然大波得以平息。 

1856年（咸丰六年），左宗棠因接济曾国藩部军饷以夺取被太平军所占武昌之功，命以兵部郎中用。

1860年（咸丰十年），太平军攻破江南大营后，左宗棠随同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襄办军务。并在湖南招募5000人，组成“楚军”，赴江西、安徽与太平军作战。 

1861年（咸丰十一年），太平军攻克杭州后，左宗棠由曾国藩疏荐任浙江巡抚，督办军务。 

1862年（同治元年），左宗棠组成中法混合军，称“常捷军”，并扩充中英混合军，先后攻陷金华、绍兴等地，升闽浙总督。

1864年（同治三年）3月，左宗棠攻陷杭州，控制浙江全境。论功，封一等恪靖伯。旋奉命率军入江西、福建追击太平军李世贤、汪海洋部，至1866年（同治五年）2月，左宗棠攻灭李世贤等于广东嘉应州（今梅州）。

在镇压太平天国后，左宗棠倡议减兵并饷，加给练兵。1866年（同治五年）上疏奏请设局监造轮船，获准试行，即于福州马尾择址办船厂，派员出国购买机器、船槽，并创办求是堂艺局（亦称船政学堂），培养造船技术和海军人才。时逢西北事起，旋改任陕甘总督，推荐原江西巡抚沈葆桢任总理船政大臣。一年后，福州船政局（亦称马尾船政局）正式开工，成为中国第一个新式造船厂。 

1862年（同治元年），在陕西的回民趁太平天国和捻军进入陕西的机会发动叛乱。其初期的主要首领有赫明堂、马生彦、马振和、白彦虎等。同时在宁夏也爆发了大面积的回民暴动，其主要首领有马兆元和马化龙。

在陕西的回军一开始可以趁清军忙以对付太平天国的机会在陕西中部立足，但是从1864年（同治三年）开始就被清军逼迫退守陕甘边区。太平天国被消灭后，左宗棠率领湘军开始对陕西山西一带用兵。左宗棠首先进攻捻军，在捻军被击破后再进攻位于陕西的回军，1866年（同治五年）回军退守甘肃。1869年（同治八年），左宗棠派刘松山进攻宁夏的金积堡，马化龙父子投降后被杀。

1871年（同治十年），左宗棠进驻甘肃，当地回军领袖马占鳌投降，被左宗棠编入清军。1872年（同治十一年），以白彦虎为首的回军被迫退出青海。1873年（同治十二年），白彦虎等退到新疆，最后逃往俄罗斯得脱。陕甘回变由此告终。 

1864年（同治三年），正值太平天国运动和同治陕甘回变波及新疆，新疆各地豪强趁机而起，出现了割据纷争，各自为王的混乱局面。喀什噶尔由伊斯兰教白山派首领马木提艾来木占据称王。不久，柯尔克孜族部落头目司迪克，联络回族封建主金相印，混乱中夺取了喀什噶尔，并称王，逐马木提艾来木。

马木提艾来木致书中亚的浩罕汗国，欲借助外部势力驱逐司迪克。司迪克也派出金相印亲自到浩罕进行联系，想把流亡浩罕的黑山派和卓后裔请回喀什噶尔，对抗马木提艾来木。由此引来阿古柏，其于1867年（同治六年）建立“洪福汗国”盘踞新疆。

1872年（同治十一年）7月，清廷尚在争论讨伐阿古柏之事，左宗棠认为“既事关君国，兼涉中外，不能将就了局，且索性干去而已”，率师进驻兰州，准备收复新疆。 

左宗棠深思后，采用“缓进速决”的战略，要打算展开积极而迅速的战斗。“缓进”，就是积极治军。左宗棠用一年半的时间筹措军饷，积草屯粮，整顿军队，减少冗员，增强军队战斗力。即使是自己的主力湘军，也剔除空额，汰弱留强。他还规定，凡是不愿出关西征的，一律给资，遣送回籍，不加勉强。“速决”，就是考虑国库空虚，为了紧缩军费开支，大军一旦出发，必须速战速决，力争在一年半左右获取全胜尽早收兵。因此，在申报军费预算时，左宗棠亲自做了调查和精微的计算，他从一个军人，一匹军马，每日所需的粮食草料入手，推算出全军八万人马一年半时间所需的用度。然后，再以一百斤粮运输一百里为—甲—位，估算出全程的运费和消耗。甚至连用毛驴，骆驼驮运，还是用车辆运输，哪种办法节省开支也做了比较。经过周密计划，估算出全部军费开支共需白银八百万两。为防止意外开支，留有余地，左宗棠向朝廷申报一千万两。 

当时主管财政的大臣沈葆祯，一见西征军费的预算报告，金额甚巨，欲摊派给各省，从地方财政收入里抽调，可是这样一来则不易一时凑齐，有贻误战机之虞。军机大臣文祥过问，左宗棠亲自去找同治皇帝和慈禧太后陈述利害关系。同治皇帝御批道：“宗棠乃社稷大臣，此次西征以国事而自任，只要边地安宁，朝廷何惜千万金，可从国库拨款五百万，并敕令允其自借外国债五百万。” 

左宗棠同时在兰州建立“兰州制造局”（亦称“甘肃制造局”），为西征军修造枪炮。为了对付阿古柏军的洋枪洋炮，并由广州、浙江调来专家和熟练工人，在兰州造出大量武器，还仿造了德国的螺丝炮和后膛七响枪，改造了中国的劈山炮和广东无壳抬枪。

1875年（光绪元年），朝廷上争议出兵收复新疆，引起“海防”与“塞防”之争。李鸿章等人力主海防，以日本为主要假想敌，主张放弃塞防，将“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左宗棠则是塞防派，并力表异议，指出西北“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尤其招致英、俄渗透。当时的军机大臣文祥为左宗棠所说服，全力支持之。于是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下诏授左宗棠为钦差大臣，全权节制三军，以将军金顺为副帅，择机出塞平叛新疆。 

左宗棠收复新疆的战略是先安定新疆回部，“欲收伊犁，必先克乌鲁木齐”。如果乌鲁木齐城克服，“我威维扬”，再大兴屯田以保证长期后勤供应，安抚新疆各部族耕牧如常。如此，“即不遽索伊犁，而已稳然不可犯矣。乌城形势既固，然后明示以伊犁我之疆索，尺寸不可让人”。

在战术上，左宗棠分析：“俄虽国大兵强，难与角力，然苟相安无事，固以度外置之。至理喻势禁皆穷，自有不得已而用兵之日，如果整齐队伍，严明纪律，精求枪炮，统以能将，岂必不能转弱为强，至此劳师袭远之寇乎？”因此，“不在先索伊犁，而在急取乌鲁木齐。”左宗棠事先命西征军前锋部队统帅张曜，驻军哈密兴修水利、屯田积谷。1876年（光绪二年）一年就收获粮食五千一百六十余石，基本上可以解决该部半年军粮所需。为运输军粮，左宗棠又建立了三条路线：一是从甘肃河西采购军粮，出嘉峪关，过玉门，运至新疆的哈密，二是由包头、归化经蒙古草原运至新疆巴里坤或古城（今奇台），三是从宁夏经蒙古草原运至巴里坤。

到同年4月出兵时，左宗棠指挥的西征军有刘锦棠所部湘军25个营，张曜所部嵩武军14个营和徐占彪所部蜀军5个营，包括原在新疆各个据点的清军，共有马、步、炮军一百五十余营，兵力总数近八万人。但真正开往前线作战的只有五十余营，二万多人。

因行军其间要经过著名的莫贺延碛大沙漠，流沙数百里。粮草可以马驮车载，长途运输，“惟水泉缺乏，虽多方疏浚，不能供千人百骑一日之需，非分期续进不可”。大部队行军遇到的最大问题，是人畜饮水难以解决，所以只有分批分期地行进。左宗棠坐镇肃州，命刘锦棠、金顺分兵两路，先后率师出关。他把大军分作千人一队，隔日进发一队，刘锦棠走北路，金顺走南路，到哈密会齐。 刘锦棠率领西征军主力自肃州入新，至哈密行程约1700里，很顺利地进入哈密。部队各营到达哈密后，把从肃州等地陆续运往哈密的军粮再辗转搬运，翻过东天山九曲险道，分运至巴里坤和古城（今奇台）。很快，刘锦棠的前锋部队，已占据了距离乌鲁木齐只有不足三百里的济木萨（今吉木萨尔县）。 

5月，两路会合。9月，首先攻下乌鲁木齐。阿古柏部队二号首领白彦虎逃到托克逊。又攻克玛纳斯城，从而北路荡平。接着集结兵力转攻南路。第二年三月，又先后收复达板城和托克逊城。阿古柏逃往焉耆，留下他的小儿子驻守库尔勒为其垫后。不久，左宗棠军又收复吐鲁番，阿古柏一看通往南路的门户打开，自知大势已去，乃服毒自杀（一说被毒杀）。阿古柏的长子胡里为争权夺位杀死其弟，率领残部逃往喀什。白彦虎率领余众逃窜到开都河一带。这时，李鸿章等海防派，又运作朝廷，发出敕令：“廷臣聚议，西征耗费巨款，今乌城、吐鲁番既得，可以休兵。”左宗棠看罢大不以为然，于是又上疏抗旨，据理力争。慈禧太后看罢他的奏章，被说服，于是才继续新疆收复战。 

此时，沙俄又和土耳其发生战争，金顺建议乘虚袭取被沙俄霸占的伊犁。左宗棠认为师出无名，反遭其谤，留下不打。同年八月，大军从正道向西挺进，先收复南疆东四城：焉耆、库车、阿克苏、乌什；接着收复西四城：喀什、英吉沙、叶尔羌与和田。阿古柏的长子胡里与白彦虎逃往俄国。至此，这场由英、俄两国支持的阿古柏之乱乃告平息。见此情景，住在山中的布鲁特（今柯尔克孜族）十四个部落，也争相内附。

仅一年多时间，左宗棠就指挥西征军，攻克了被外寇侵占的南疆八城，收复了除伊犁以外的新疆领土。事毕，左宗棠上表申奏朝廷，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嘉其功，诏封二等侯爵。新疆各地也于大小村镇建立左公祠，烧香礼拜。 

新疆收复后，上海“泰来洋行”的德国技师福克曾在哈密与左宗棠会面，观看了部队的演练，见湘军纪律严明，操练得法，军火枪炮也不落后，于是说：“清军若与俄国交战于伊犁，必获全胜。” 左宗棠同时又建“甘肃织呢总局”（亦称“兰州机器织呢局”），这是中国第一个机器纺织厂。 

左宗棠于1880年（光绪六年）正月上书朝廷，力陈在新疆设省的主张。并建议朝廷派员与俄国会谈归还伊犁，引渡胡里、白彦虎等事宜。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派遣崇厚为全权大臣出使俄国进行谈判。

早在1871年（同治十年），俄国乘阿古柏侵占新疆之机，派兵侵占了伊犁，宣布“伊犁永远归俄国管辖”，但沙俄当时比较虚弱，已在争夺克里米亚的俄土战争中大败，其驻华公使不得不在照会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时说些外交辞令，称占领伊犁是为了“安定边疆秩序”，“只因回乱未靖，代为收复，权宜派兵驻守，俟关内外肃清，乌鲁木齐、玛纳斯各城克服之后，当即交还”。但不料清军果真收复了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城，被落了口实。左宗棠利用这个口实，强调俄方有归还许诺在先，所以要先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伊犁问题。 

沙俄表示，在获得中国在通商、割地、赔款和再次调整天山以北边界等方面做出让步后，才能交还伊犁。沙俄一边谈判，一边白彦虎和伯克胡里不断武装侵扰中国边境。沙俄称，如不满足要求，“就宣布条约被撕毁，不交还伊犁”。而后，崇厚在沙俄提出的“通商、划界、赔款”三项要求的条约上签字。

左宗棠向朝廷奏明：“此次与俄人谈判，沙皇包藏祸心，我今索还失地，方要我赔偿军费，趁我多事之秋，欺我少争战之志，多求合之意，妄图讹诈。伊犁乃我国之领：亡，俄军乘虚入侵，蹂躏我边民，掠取我财物。我今索还土地，俄方竟然要我赔偿军费，如此强盗行径，乃国际公理所不容也，此其一。俄方以划定两国边界为名，行掠夺土地之实，双方并未陈战，一弹未发，我朝公然割地与人，此乃外交所不许也，此其二。俄方之所谓通商，其商人志在谋利，其政府意在广设领事，深入我腹地，坐探虚实，此种通商，为我所不取也，此其三。臣以为如今之计，当先礼而后兵。我朝可更换使臣，与俄方重开谈判。如沙皇一意孤行，应诉诸于武力。臣虽不才，愿当此任。” 慈禧太后被说服，于是治崇厚罪，派曾纪泽出使俄国，重议条约。 

左宗棠称：“壮士长歌，不复以出塞为苦也，老怀益壮。”自愿请行率军屯哈密，为曾纪泽做后盾。然后，兵分三路向伊犁方向挺进。命金顺部出精河为东路；命张曜部驻特克斯河畔为中路：命刘锦棠部出布鲁特游牧地为西路；左宗棠坐镇哈密亲领后路声援，号称王师四万，对中俄谈判的中方代表是一个巨大的支持力量。同时，左宗棠将其棺材从肃州运到哈密，借以表示收复伊犁血战到底的决心。

这一举动，令沙俄闻讯火速增兵坚守伊犁，并派出舰队游弋在海上，中国沿海省市天津、奉天（今辽宁）、山东先后警报，都处于戒备状态。左宗棠在哈密生活了四个月，为了减轻内地长途调运军粮的困难，改善天山运道，修筑盘曲山路；筹集粮秣，发动军民屯田垦荒，兴修水利，增粮积谷。并在哈密大本营加紧训练，提高部队战斗力。

当时沙俄刚刚结束俄土战争，大伤元气，而且沙俄还认为战争纵获胜将得不偿失 ，以及担心打败清国将导致清政府垮台而引发不可预料的反应 ，在谈判桌上终于让步。

1881年（光绪七年）2月24日，曾纪泽与俄方代表订立了《中俄伊犁条约》和《陆路通商章程》。沙俄归还伊犁，但仍割去了伊犁霍尔果斯河以西之领土，中国赔偿俄国兵费九百万卢布（折合白银五百余万两）；俄商在中国新疆各城贸易，暂不纳税，对于伊犁居民，规定“愿仍居原处为中国民，或愿迁居俄国入俄籍者，均听所便”。虽然这一条约被中国认为是不平等条约，但曾纪泽确实也尽了最大的努力，中国收回了伊犁九城及特克斯一带地方。左宗棠对这一条约表示满意，说“中俄和议，伊犁全还，界务无损。领事只设嘉峪关、吐鲁番两处，此外均作罢论，则商务亦尚相安。吉林俄船撤还，松花江不许俄船来往”，而对曾纪泽也赞扬道：“劼刚此行，于时局大有裨益，中外倾心，差强人意也”。

同年，左宗棠应诏至北京任军机大臣兼在总理衙门行走，管理兵部事务。左宗棠在新疆期间，为保证军粮供给，发展地方经济，曾大力兴办屯垦业，其功绩遗泽至今。不久，左宗棠调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

1882年（光绪八年），左宗棠再次向清朝政府奏请新疆建省，提出乘新疆收复伊始和西征大军未撤之威，不失时机地建省设县。这样顺应民心，有利于百废待举，恢复元气，实行切实有效的管理。左宗棠恳切陈词说服了清朝政府，同意着手在新疆建省。时任新疆巡抚的刘锦棠，制订了建省的具体方案。省会设于迪化（今乌鲁木齐市），下设镇迪道、伊塔道、阿克苏道、喀什噶尔道及以下设府、厅、州、县。伊犁仍设将军府，但不再统帅全疆的军政事务，政治中心移至迪化。

1884年（光绪十年）11月16日，户部奏请添设新疆巡抚、布政使各一人，除刘锦棠任巡抚外，又调甘肃布政使任新疆布政使。从此，新疆省正式建立。 

1884年（光绪十年）6月，左宗棠入京任军机大臣。时值中法战争，法军孤拔于8月在马尾海战全歼驻扎福建马尾的南洋水师，战局对中国不利。9月，左宗棠奉旨以钦差大臣身份督办闽海军务，挽救战局。11月，左宗棠抵达福州，积极布防，并组成“恪靖援台军”东渡台湾。

1885年（光绪十一年）正月，黑旗军和恪靖定边军先在镇南关得胜，夺取了谅山。此事导致法国茹费里内阁垮台。法国引为奇耻大辱向越南法军拨款五千万法郎表明丝毫也没有就此屈服的打算。中国方面精疲力尽，刘永福部“所存不过五百人，多方募集不过千人，攻守两难，进退失据”同时在赫德的周旋下中法一直在进行密谈，而朝鲜的甲申政变使得中国更欲快速从越南抽身。于是中法新约签订。中法新约的主要内容就是确认了1884年时的李福暂定条约，其中否定了中国对越南的宗主权，改由法国全权管理越南。

左宗棠对李鸿章签订条约完全不能理解，对当时主和的李鸿章作出以下批评：“对中国而言，十个法国将军，也比不上一个李鸿章坏事”；“李鸿章误尽苍生，将落个千古骂名”。李鸿章恼怒之余，决定拿左宗棠的下属开刀，指使亲信潘鼎新、刘铭传等陷害攻击“恪靖定边军”首领王德榜、并诬告台湾道刘璈，弹劾诬告刘璈十八款，使他们失去兵权并丧命。 左宗棠上书朝廷为属下鸣冤叫屈，但一个月后就于7月27日（阳历9月5日）在福州病故，享年七十三岁，朝廷追赠太傅，谥号文襄。祀京师昭忠祠、贤良祠，并建专祠於湖南及立功诸省。 

著有《楚军营制》（附条规），其奏稿、文牍等辑为《左文襄公全集》。

《清史稿》：“宗棠有霸才，而治民则以王道行之。”“宗棠为人多智略，内行甚笃，刚峻自天性。”“宗棠事功著矣，其志行忠介，亦有过人。廉不言贫，勤不言劳。待将士以诚信相感。善於治民，每克一地，招徕抚绥，众至如归。论者谓宗棠有霸才，而治民则以王道行之，信哉。” 

林则徐：“一见倾倒，诧为绝世奇才。”“东南洋夷，能御之者或有人；西定新疆，舍君莫属！” 

胡林翼：“横览九州，更无才出其右者。”“精熟方舆，晓畅兵略，在湖南赞助军事，遂已克复江西、贵州、广西各府州县之地。名满天下，谤亦随之。其刚直激烈，诚不免汲黯太戆、宽铙少和之讥。要其筹兵筹饷，专精殚思，过或可宥，心固无他。” 

曾国藩：“论兵战，吾不如左宗棠；为国尽忠，亦以季高为冠。国幸有左宗棠也。” 

唐才常：“左、彭二公之直烛巨奸，不顾身家，绝无附会。”

潘祖荫：“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 

裴景福：“左文襄佐骆文忠，仅一幕职而得行其志，似愈于曾文正之为相；奉命出征，发谋出虑，朝廷亦从不牵制，此老一生际遇，文正不如也。” 

杨昌济：“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范、曾办事兼传教之人也。”

光绪帝：“大学士左宗棠，学问优长，经济闳远，秉性廉正，莅事忠诚。由举人、兵部郎中带兵剿贼，迭著战功，蒙文宗显皇帝特达之知，擢升卿寺。同治年间，剿平发逆及回、捻各匪，懋建勋劳。穆宗毅皇帝深资倚任，畀以疆寄，洊陟兼圻，授为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运筹决胜，克奏肤功。简任纶扉，优加异数。朕御极后，特命督师出关，肃清边圉，底定回疆，厥功尤伟。竭谋赞画，悉协机宜。旋任两江总督，尽心民事，裨益地方，扬历中外，恪矢公忠，洵能终始如一。” 

《御赐祭文》：“东平浙水，南靖闽都，西极昆仑，北清畿甸。 ”“书勋则钟鼎千秋，论治而堂廉一德。”

刘体仁：“左文襄幼年自负，几不可以一世，人称之为‘小诸葛’，公有时游戏笔墨致友人书，自称“老亮顿首”。其后丰功伟业，媲美武乡，可称佳话。常谓后人思想薄弱，不敢以今拟古。武侯所当曹操、司马懿，对手较为劲敌。然文襄勋绩，南平闽、越，西定河、湟，过于六出祁山远矣。” 

梁启超：“五百年以来的第一伟人。”

谭嗣同：“历观近代名公，其初皆未必了了。更事既多，识力乃卓。如曾文正、惠敏父子，丁雨生中丞，洞彻洋务，皆由亲身阅历而得。左文襄晚达，故沈观最久。” 

左钦敏：“综古今论之，邓、马、李、郭中兴帝室，无此战绩；卫、霍、韩、范功高边塞，无此雄威。班定远生入玉门，尚须陈乞；岳忠武痛饮黄龙，徒成虚名。勋名之盛，秦汉以后，谁与比伦？” 

朱孔彰：“论者谓粤寇未平，无以制捻；捻寇未殄，无以制西陲叛回，其次序宜然。文襄尽瘁驰驱，白首临边，不易初志，功成名立，与日月争光矣。当其排众议，揣夷情，决胜算，我战则克，何其智且勇也！语曰：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伟矣哉！” 

华莱士：“左宗棠是近百年史上世界伟大人物之一，他将中国人的勇武精神展现给俄罗斯，给整个世界。”

W.L.贝尔斯：“左宗棠去世后的大约25年间，社会的迅猛发展导致大清帝国的衰亡，这个趋势进一步掩盖了左宗棠为挽救帝国所付出的巨大努力……于是他很少受到关注，几乎被人遗忘。” 

蔡东藩：“吴说似迂，左议近夸，但得吴可读之一疏，见朝廷尚有效死敢谏之臣工，得左宗棠之一折，见疆臣尚有老成更事之将帅。光绪初年之清平，幸赖有此。或谓吴之争嗣，何裨大局？俄许改约，全恃曾袭侯口舌之力，于左无与？不知千人诺诺，不如一士谔谔，盈廷谐媚，而独得吴主事之力谏，风厉一世，岂不足令人起敬乎？外交以兵力为后盾，微左公之预筹战备，隐摄强俄，虽如曾袭侯之善于应对，能折冲樽俎乎？直臣亡，老成谢，清于是衰且亡矣。人才之不可少也，固如此夫！” 

萧一山：“国藩以严谨胜，宗棠以豪迈胜。” 

王震：“左宗棠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历史情况下，立排投降派的非议，毅然率部西征，收复新疆，符合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是爱国主义的表现，左公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值得我们后人发扬的。”“解放初，我进军新疆的路线，就是当年左公西征走过的路线。在那条路上，我还看到当年种的‘左公柳’。走那条路非常艰苦，可以想象，左公走那条路就更艰苦了。左宗棠西征是有功的，否则，祖国西北大好河山很难设想。”“阿古柏是从新疆外部打进来的，其实他是沙俄、英帝的走狗，左公带兵出关，消灭阿古柏、白彦虎，收复失地，得到了新疆各族人民的支持，这是抗御外侮，是值得赞扬的。” 

徐志频：“左宗棠做人真实，做事实在，以凡人标准追求‘一艺一伎之名’，着眼做好分内事，真正做到了‘心忧天下’，以至事功盖世。” 

左宗棠年轻时自诩为诸葛亮，常以“今亮”、“小亮”等自称，后听闻林寿图以诸葛亮之“诸”（谐音“猪”）来讽刺他，之后便不再以孔明自喻了 。左宗棠自知有“气质粗驳”的缺点，便以“寡言，养静二条实下功夫，强勉用力”。

左宗棠布衣时，林则徐就闻其名。1849年，林则徐途经湖南，遍寻不得，后终于在湖上得见。左宗棠也早慕林则徐大名，急于相见，不料慌忙之间落入水中。左宗棠爬上林则徐的船后，要行拜谒之礼，林则徐忙阻拦道：“落汤鸡了，还做什么礼节？快去更衣！”两人相谈达旦。林则徐叹道：“他日竟吾志者，其唯君乎！”临别，林则徐即于舟中手书一联赠左宗棠：“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左极感之，晚年犹悬此联于斋壁。

二十三岁结婚时，左宗棠就在新房自写对联：“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气壮山河的宣言，是对自己的勉励，也是他一生的写照。三十年后的同治五年三月，左宗棠在福州寓所为儿女写家训时，也是写的这副联语。

1838年，左宗棠取道江苏南京，谒见赫赫有名的老乡陶澍，陶澍是连任了十多年的两江总督，是当时经世致用之用的代表之物。陶澍对左宗棠的到来，显得格外热诚。他们有过一段缘分：

1837年的春天，陶澍回乡省亲。途经醴陵，县公馆的一副对联让他怦然心动：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

这副对联，表达了故乡人对陶澍的敬仰和欢迎之情，又道出了陶澍一生最为得意的一段经历。走进公馆，迎面是一幅山水画，上有两句小诗：一县好山为公立，两度绿水俟君清。

意思是醴陵县那傲然屹立的山峰，皆是仰载陶公一腔凛然正气而生。小小醴陵，居然有我的知己！这位60多岁的封疆大吏，当即提出要见见这诗文作者。

左宗棠仅有举人功名（后破格御赐“进士”），在骆秉章处为幕友时，总兵樊燮来访，樊认为左宗棠只是幕友，故拒绝叩拜行礼，左自认为骆秉章的代表人，相当有气焰，对轻慢于他的樊燮非常不悦，举脚便踢，大骂“王八蛋，滚出去！”，樊燮气极而向咸丰帝弹劾，却因潘祖荫等人支持左宗棠，樊燮反而被朝廷罢黜。

樊燮大怒：“伊区区孝廉尔，可气焰如此！”返乡后，在先人牌位旁边，写下“王八蛋滚出去”六个字之木牌，名为“洗辱牌”。并聘请名师教导其两子，要求两子在超越只有举人功名的左宗棠，为父报复。且命令两子有所成就前须身穿女装，以作激励：“考秀才进学，脱外女服；中举人，脱内女服；中进士，焚洗辱牌，告先人以无罪。”后樊次子樊增祥高中光绪三年（1877年）丁丑科进士，焚烧洗辱牌以告慰当时已作古的樊燮，已有后人在功名上压倒左宗棠。

左宗棠曾自作挽联：

上联：慨此日骑鲸西去，七尺躯委残芳草，满腔血洒向空林。

问谁来歌蒿歌薤，鼓琵琶冢畔，

挂宝剑枝头，凭吊松楸魂魄，奋激千秋。

纵教黄土埋予，应呼雄鬼；

下联：倘他年化鹤东归，一瓣香祝成本性，十分月现出金身。

愿从此为樵为渔，访鹿友山中，

订鸥盟水上，消磨锦绣心肠，逍遥半世。

惟恐苍天负我，再作劳人。

书法作品左宗棠两次率部西征，一路进军，一路修桥筑路，沿途种植榆杨柳树。不出几年工夫，从兰州到肃州，从河西到哈密，从吐鲁番到乌鲁木齐，凡湘军所到之处所植道柳，除戈壁外，皆连绵不断，枝拂云霄，这就是被后人所称的“左公柳”。清代诗人肖雄有一首名诗，专为咏顼“左公柳”而作：

十尺齐松万里山，连云攒簇乱峰间。

应同笛里迎亭柳，齐唱春风度玉关。

左宗棠的同乡及幕僚杨昌浚，应邀西行，见道旁柳树成林，也有七绝一首：

大将西征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

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关。 

左宗棠围棋棋艺高超，少有敌手，有次他微服出巡，在街上看到一个老人摆棋阵，并且在招牌上写着：“天下第一棋手”。

左宗棠觉得老人太过狂妄，立刻前去挑战，没想到老人不堪一击，连连败北，左宗棠洋洋得意，命人将那块招牌拆掉，不要再丢人现眼了。

当左宗棠从新疆平乱回来，见老人居然还悬挂著牌子，他很不高兴地又跑去和老人下棋，但是这次竟然三战三败，被打得落花流水，第二天再去，仍然惨遭败北，他很惊讶老人为什么这么短的时间内，棋艺能进步如此地快速？

老人笑着回答：“你虽然微服出巡，但我一看就知道你是左公，而且即将出征，所以让你赢，好使你有信心立大功，如今已凯旋归来，我就不必客气了。”左宗棠听后，才知自己鲁莽，而心服口服。

著名菜式左宗棠鸡的发明人，是1970年在台湾开餐厅的彭长贵，只是假托于左宗棠。某日，时任中华民国行政院长的蒋经国夜到彭长贵开设的彭园餐厅用餐。餐厅原本正要打烊，高档食材用尽，唯鸡腿堪用。彭长贵临场创作，将炸熟的去骨鸡腿肉以辣椒、麻油、酱油、醋、蒜末、姜末拌炒均匀，即成一道新菜色。蒋经国甚感美味，遂询菜名，彭长贵随机应变，说是清末湘军名将左宗棠当年爱吃的一道炒鸡块，借用左宗棠之名为这道菜加持。于是此菜就称“左宗棠鸡”，并成为彭园的招牌菜。 

左宗棠墓位于长沙县跳马乡白竹村，从黄兴镇过东山大桥，南行约2公里，即可见公路边的“重修左宗棠墓碑记”。从碑后登数十级石阶，“清太傅大学士属靖侯左文襄公之墓”跃入眼帘。墓前有石砌平台，配以石桌、石鼓、石香炉。两侧华表刻联语：“汉业唐规西陲永固；秦川陇道塞柳长青”。 

长辈

曾祖父：左逢圣

曾祖母：蒋氏

祖父：左人锦

祖母：杨氏

父：左观澜（1778-1830）

母：余氏（1775-1827）

妻子

妻：周诒端，字筠心（1812-1870），湘潭黄荆坪辰山人

妾：张氏

兄长

长女：左孝瑜（1833生），字慎娟，适陶澍之子陶桄，著有《小石屋诗草》。

次女：左孝琪（1834-1873），字静斋，著有《猗兰室诗草》。

三女：左孝琳（1837生），字湘娵，适湘潭黎福昌，著有《琼华阁诗草》。

四女：左孝瑸（1837生），字少华，适湘潭周翼标，著有《淡如斋遗诗》。

长子：左孝威（1846-1873），字子重。

次子：左孝宽（1847生）

三子：左孝勋（1853生）

四子：左孝同（1857-1924），字子异。

后裔

左景伊

左景鉴

左焕琛

左焕琮

左景权

延藏法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