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

杜月笙，1888年出生于江苏省川沙厅（今上海市浦东新区 ）高桥南杜家宅。四岁以前，父母相继去世，先后由其继母和舅父商庆国养育。

杜月笙十四岁时，拜青帮陈世昌为老头子。由陈世昌等人的关系，杜月笙进入时为青帮上海龙头的黄金荣公馆。杜月笙得到黄金荣的信任，负责经营法租界的赌场“公兴俱乐部”。后杜月笙纠合同伙，勾结军阀，贩卖鸦片。

1925年7月，杜月笙成立“三鑫公司”，垄断法租界鸦片提运。斯特林.西格

老上海的黑帮大亨雷夫在《宋家王朝》中描述了杜月笙鸦片销售这条通畅的“全球网络”。同年，杜月笙出任法租界商会总联合会主席，兼纳税华人会监察。由于他在上海善待下台总统黎元洪，黎元洪的秘书长特撰一副对联：“春申门下三千客，小杜城南五尺天”。他因此被其党羽吹捧为“当代春申君”。大学者章太炎、名士杨度、名律师秦联奎都是他的座上客。由此，杜月笙的社会地位不断提升。 

1927年4月，杜月笙与黄金荣、张啸林组织中华共进会。1927年4月11日晚，杜月笙设计活埋了上海工人运动领袖汪寿华，随后又指使流氓袭击工人纠察队，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工人群众。因此获得蒋介石的支持。南京政府成立后，他担任陆海空总司令部顾问，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和行政院参议，虽是虚衔，但有助于提高社会地位。同年9月，任法租界公董局临时华董顾问。 

1929年，杜月笙任公董局华董，这是华人在法租界最高的位置。1929年，杜月笙创办中汇银行，涉足上海金融业。通过结交金融界徐新六、陈光甫、唐寿民等著名人士，他的银行业务颇为兴旺。

1930年起，杜月笙在高南乡陆家堰购进农田10.5亩，委托高桥创新营造厂

各个年龄的杜月笙厂主谢秉衡建造杜氏家祠。 1931年6月8日至10日，举行家祀落成典礼和“奉主入祠”典礼。蒋介石亲送匾额“孝思不匮”祝贺。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上海市长张群等在内的党国要人都送了匾额。之后这个祠堂就成了地下吗啡和海洛因加工厂。

1932年，杜月笙开始组织恒社。1933年2月25日，举行开幕典礼。杜月笙自任名誉理事长。社名取“如月之恒”的典故（《毛诗.小雅.天保》序云：天保，下报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归美，以报其上焉），名义上是民间社团，以“进德修业，崇道尚义，互信互助，服务社会，效忠国家”为宗旨，实际上是帮会组织。借此广收门徒，向社会各方面伸展势力。恒社初成立时，有一百三十余人，到1937年达五百二十余人，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上海市社会局、新闻界、电影界等许多方面的人士都参加进来。1934年，杜月笙任地方协会会长。

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卢沟桥事变，8月，又发动进攻

杜公馆原址上海的八一三事变。杜月笙参加了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任主席团成员，兼筹募委员会主任。他参与劳军活动，筹集大量物资，送到抗敌后援会。他弄到一些军中急需的通讯器材、装甲保险车送给中共将领。他应八路军驻沪代表潘汉年的要求，将从外国进口的一千副防毒面具，赠送给八路军使用。 

1937年，上海沦陷后，杜月笙拒绝日本人的拉拢，于11月迁居香港。

1940年，杜月笙组织人民行动委员会，由此实际上成为中国帮会之总龙头。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杜月笙迁居重庆，建立恒社总社，向大后方发展势力。他组织中华贸易信托公司、通济公司等，与沦陷区交换物资，借此中饱私囊。

1945年9月，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杜月笙于初返上海、收割旧部，重振旗鼓。

1946年12月，上海参议会选举议长，杜月笙以最高票当选议长，但因国民党不那么支持他，所以，他当选后马上辞职。此后，他向工商、金融、交通、文化、教育、新闻等各业中发展势力，担任各种各样的董事长、会长、常务董事。 

1948年春，他参加国民政府召开的“行宪国大”，捧蒋介石当总统。蒋介石为了挽救严重的财政危机，派蒋经国到上海实行市值改革，发行金圆券，要求民间将所持法市外币及金银一律兑换成金圆券。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没有完全照办，被蒋经国以投机倒把罪逮捕，后被判了六个月的徒刑。 

1949年4月，蒋介石单独召见杜月笙希望他能和自己一同前往台湾，而共产党也通过秘密渠道会见杜月笙，希望杜月笙能留在上海。杜月笙最后决定既不前往台湾也不留在上海，而是选择前往香港。

1951年8月16日，于香港病逝，终年63岁。 

杜月笙自始至终都热心支持中国人的斗争，并提出了六大主张：释放被捕学生；抚恤；道歉；取消印刷附律；取消码头捐；收回会审公廨（即收回司法权）。在抗战中，杜月笙曾多年担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做过一些有益的慈善事业，曾设立了很多医院。同时还投身教育，创设许多学校，如上海大公职业学校（江苏科技大学前身） 等，向学校捐款。特别是他任副会长时正值抗战前后，于救助伤兵输送物资、建立抵抗部队。 抗战开始后，杜月笙参加了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任主席团成员兼筹募委员会主任。仅月余时间，杜月笙主持的筹募会就筹集到救国捐款150余万元，有力地支援了前方的抗战。

1938年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理事室迁移香港，杜月笙亲自主持工作，并设立总办事处，以接受海外捐助的物资，并同时筹措救护事业的经费。1942年，杜月笙筹建了重庆医院，是当时最先进的战时后方医院，受到舆论的称赞。抗战胜利后，杜月笙返回上海，督促上海复员工作，并协助恢复、加强了上海红十字会分会的组织。 

1925年5月15日，日本人开设于上海的内外棉纱厂由于虐待童工引发罢工事件，日本人用手枪射击手无寸铁的工人。事件发生后，日本方面利用各种手段将此事强压下来。马超俊（后来曾任职国民党农工部部长）与在上海的国民党人商议决定，联络绅商学工各界做正义的声援。他们初步决定5月30日在上海九亩地举行民众大会，向日本人提出抗议，但需要有一位“最有群众力量之人”加入。民众大会筹备当局认为杜月笙就是他们要找的那个人。杜月笙闻讯当即取消了所有的应酬，说他要办正经事去。他开始调兵遣将，分配给手下人任务：一、尽可能派人出席九亩地的民众大会。二、尽可能保护马先生以及其他国民党人的安全。三、尽可能维护会场秩序。四、赞成国民党人所提的一切意见。 

1926年六月四日，上海已经成为一座死市。长时间的罢工，使上海10余万工人面临严重的生活问题，杜月笙捐出了大笔款项，还发动工商界的朋友踊跃捐款。 上海市民为“五卅惨案”提出的主张，则由北京政府和外国领事交涉累月，几经波折，终于获得部分解决。

1937年11月杜月笙迁居香港。在香港，他利用帮会的关系，继续开展抗日救亡工作。。杜月笙主持的上海敌后工作统一委员会采取各种办法迫使上海资产阶级的头面人物虞洽卿等人离沪赴渝，并成功地策反高宗武、陶希圣脱离了汪精卫汉奸集团。 

1938年，国民党政府还设有中央赈济委员会。“八·一三”抗战后，蒋介石安排杜月笙为该会常委，负责粤、桂、闽三省称第九救济区工作。杜月笙还负责与戴笠合作布置向沦陷区搜集情报的人员，以及锄奸策反工作。另外，轰动中外的高宗武、陶希圣脱离汪伪集团，并公布“汪伪密约”，也是杜月笙与戴笠共同策反的。国民革命军撤出上海前，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曾召开国民对日经济绝交委员会成立大会，通电全国组织对日经济绝交执行机关。杜月笙等27人被推选为绝交委员会执行委员。十月十九日上海银行业根据绝交委员会的决议通知各行庄停止对日汇兑证券交易时，杜月笙主持的中汇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等单位一体照办。 

1938年杜月笙还直接参与了部分军事行动。八一三抗战爆发后不久，戴笠奉蒋介石之命与杜月笙合谋，利用帮会组织苏浙行动委员会。在苏浙行动委员别动队的5个支队中第一、二、三支队的司令均是杜月笙的门生。上海沦陷后，蒋介石为了阻止日本海军大规模溯江西侵提出了封锁长江的计划。杜月笙率先指令自己的大达轮船公司开出几艘轮船行驶至江面凿沉。而后，其他轮船公司也纷起响应，凿船沉江，阻塞了长江航道，迟滞了日军的进攻。 

杜月笙对子女的教育高度重视。杜月笙还在法租界善钟路创办了一所正始中学，亲任董事长，聘陈群任校长；并在老家浦东耗资10万元，建起“浦东杜氏藏书楼”，附设学塾。上海沦陷后，杜月笙还以市各界抗敌委员会负责人的身份仍在租界内坚持了一段时间。他曾花巨资买了不少共产党出版的《西行漫记》、《鲁迅全集》等进步书籍，烫上“杜月笙赠”的金字送给租界内的各大图书馆。 

杜公馆原址杜月笙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传奇性的人物。他从一个小瘪三混进十里洋场，成为上海最大的黑帮帮主，成为了现代实业家、社会名流与地方领袖，成为当时活跃的政治风云人物。 杜月笙有过人的投机沾营本领与玩弄权术的狡诈,对前清遗老、军阀政客、党国高层、社会名流，乃至金融工商巨子，无不执礼甚恭，倾力结交。而蒋氏高层如孔祥熙、宋子文、戴笠等，无不结为杜氏豪门密友。杜月笙心里一直对文化向往和敬畏，发迹后与文化界甚密，能在知识界、文化界也周旋得游刃有余。（沈醉、范绍赠评） 

杜月笙也曾做过一些有利于人民的事，如救助灾民、热衷慈善，特别是他积极支持抗战。杜月笙是旧中国上海青帮（亦称安清帮）的大头目。蒋介石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夺取政权，杜月笙在政变中起了关键的作用，雇用流氓为上海总工会送锦旗放烟雾、诱骗杀害总工会委员长、中共党员汪寿华等，致使上海总工会80万会员群龙无首，数千工人被蒋介石杀害。(朱小平评) 

杜月笙有经营头脑，会做生意。杜月笙未必真有多少金融大才，一生皆为半文盲，不过杜月笙很早就意识到，单单在刀口上讨生活，并非长久之计。“钱财用得光，交情用不光”，杜月笙的生意经从来不是一进一出的数字账，而是吃好“人面、场面、情面”这三碗面的大算盘。从“水果月生”，鱼跃龙门，身兼数十家公司董事长，成为上海工商界呼风唤雨的人物，其自言是“曲鳝修成了龙”。杜月笙既有青帮背景的威吓力，更要紧的还是海量人脉，以及对于时机的精准把握。（腾讯网评）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杜月笙去了香港，租住在坚尼地台18号底层，国共双方开始争取杜月笙。中共安排乔冠华、潘汉年一直与杜月笙保持联系，并派金山、章士钊等人赴港，劝说他返回上海。杜月笙的一个儿子，也留在上海做联络员，时常往返沪港两地，传递信息。对于共产党的邀请，杜月笙表示，因身体欠佳暂不能回大陆，但是当遵照潘汉年“尽可能范围内多为人民服务”的指示精神办事。国民党也不断派人赴港,拉拢杜月笙去台,均被杜月笙婉言拒绝，国民党让杜月笙在港为台湾方面做事也遭杜月笙婉拒。 

1950年清明过后，北京中国银行准备在京召开董事会议。杜月笙、陈光甫和在香港的其他几个金融界巨子，如张公权、宋汉章、李铭等，原都是中国银行的商股董事，此番中国银行改组，银行家们拿不定主意，问计于杜月笙。杜月笙说：“大家都是老朋友了，要采取一致立场。目前纵不可能去北京，但我们可出具委托书，委派代表去北京参加会议。”杜月笙这一两全其美的妙计,确有高人一筹之处,为今后的进退,留下了很大的余地。这个建议被一致通过。平地起风波,已经定了的派代表赴北京参加中行开会之事,因钱新之的出现,又差点翻船,全靠杜月笙竭力摆平。

1950年春,杜月笙的身体略有好转,甚至还扔掉了轮椅、拐杖和氧气瓶。一次,杜月笙路过钱新之家门口,登门拜访了他,并共进午餐,使这位老友不胜诧异。听说杜月笙他们在商议赴京开会之事,便亦赶来加入,但一问明情况,竟又犹豫起来,不肯签委托书。钱新之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他说:“这一签字,我算是完了,只好在家种花,陪杜先生聊天了。”杜月笙为了诸老的安全,此事暂时保密。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过了不几天,这个消息已传得纷纷扬扬。消息传出后，震惊中外，后来史称“中行事件”。特别是台湾方面如遭雷击，对杜月笙极为不满，蒋介石更是震怒，将在台湾的杜之老友，如张群、王宠惠、严家淦、洪兰友等人，召到草山别墅大加训斥，骂得狗血喷头。后来杜月笙病逝香港，蒋介石迟迟不做表态，也与此事有关。 

1945年抗战后，杜月笙自以为劳苦功高，想趁蒋介石论功行赏的机会，捞个有影响的职位过过官瘾，他把目光定格在上海市市长，起码当个副市长。

1945年8月底，杜月笙回到上海。蒋介石已任命钱大钧为上海市市长、吴绍澍为副市长，负责接收上海全权。令杜月笙沮丧的事还在后头：火车快到上海时，门徒上车报告，市政府已通知取消原定的欢迎仪式，连本已搭起的牌楼也已拆除，北火车站还贴出了“杜月笙是黑势力的代表”、“打倒杜月笙”等标语。杜月笙闻讯气上加气，为避免难堪，临时改在上海西站下车。靠站时，竟没有一个要员迎接。 

1946年夏，蒋介石为体现"民主政治"，下令"民选"上海市参议会议员。杜月笙信以为真，有意竞选议长席位，哪知就在胜券在握时，传来蒋介石的口信：议长一席，希望由潘公展担任。潘公展是CC系骨干，蒋介石的亲信。杜月笙自知胳膊拧不过大腿，在选举结果杜月笙当选议长后，杜月笙马上宣读了一份辞职呈文。于是第二次投票，选出潘公展为议长。

1949年3月下旬，杜月笙一回到上海，就被蒋介石请去南京。蒋介石曾听说，中共方面委托黄炎培等，劝杜月笙留在上海。对于去留与去向，杜月笙早有盘算权衡。虽然中共方面通过黄炎培等劝他留下，但他自己判断反共20余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就杀了包括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在内的众多共产党人，可谓血债累累，所以不敢不走。后来杜月笙选择了去号称自由港的香港。 

杜月笙的太太们杜月笙一生共名媒正娶了五位太太 ：

大太太沈月英

二太太陈帼英

三太太孙佩豪

四太太姚玉兰

五太太孟小冬

　杜月笙过世后，于1952年10月下葬于台北县汐止镇（今新北市汐止区）大尖山下。墓地坐东南朝西北面向上海，位于今天秀峰国小后方，墓园上有蒋介石题字“义节聿昭”，墓园本有牌坊，上有张群题字“誉闻永彰”，后在秀峰国小建校时将牌坊拆除，而题字则镶嵌到墓园。杜月笙墓旁有其夫人姚谷香墓为伴。 

杜月笙的宅第在历经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后，最终的归宿日渐明朗。这座装饰精美、颇具传奇色彩的公馆将从上海整体迁移至苏州吴江同里镇。杜月笙公馆作为一座民国建筑，保存到今天，也实属不易，而且这座建筑本身也具备了一定的艺术性和历史价值，正是基于这方面的考虑，同里古镇才决定迁入杜公馆。上海东湖路7号的“大公馆”，早在1993年7月，已被列入上海市第二批优秀历史保护建筑。 杜月笙重庆南岸区南山公园路101号的旧居，建于20世纪30年代， 建筑为砖木结构近代建筑 ，保存现状基本完好， 为重庆市优秀近现代建筑。新中国成立初由部队代管，1958年移交市房管所， 2003年由南山植物园收购，现为植物园建设有限公司办公室。